【教学研究】第二届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交流之“区域案例”（节选）

弋阳县隶属于上饶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游，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为盆地地形。弋阳的农业由原来单纯粮食生产，形成了蚕桑、果业、毛竹、禽等四大支柱产业，工业发展也已经具有近30个门类，县属企业2000 多家。现有总人口大约41.5万人，城乡人口比例约1:3。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生源大量流向城市，城镇学校人满为患，乡村学校日渐萎缩是全国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弋阳县也是如此。县城中，无论小学、初中都人数爆满、学位严重不足，学校建设速度一直落后于百姓需求，可以说建一所满一所。并且几乎每所学校都是大规模学校，每个班级都是大班额。反观乡村学校，频频出现“空壳校”、一师一生学校、一师几生学校以及大量不足百人的中心校，乡村学位长期富余、班额过小。这种情况在2012年达到顶峰，城镇学校平均班额约70人，最大班额达到90人以上。

面对上述现象，弋阳县教育局对全县学校总量、学生分布情况和学生走向、未来5到10年学生规模进行了摸底，并对学生进城读书的原因做了分析，总结现在城“挤”乡“空”的原因如下：一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农村家长有进城就业与购房的切实需求，这部分属于正常的人口流动；二是部分家长为追求“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进城，其中部分家长为此进城购房或进城工作，还有部分是通过“走后门”或制造虚假证明进城读书，或者受非正规培训班的诱导而进城，等；三是乡村教育受到歧视，乡村教师不受关注，原来的评价体系不利于乡村学校的发展，致使乡村学校日渐没落，生源日渐流失。

对此，弋阳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核心思想在于：多种途径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办好农村孩子家门口的学校；制定城区招生规范，保证真正需要进城读书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一）多种途径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办好农村孩子家门口的学校

多种途径包括增加农村教育投入，鼓励家校合作、社会捐资助学，改善评价体系，激发课堂活力等。

1.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增加农村教育投入体现在经费和师资两方面。目前，弋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学生占64.32%。经费投入方面，在校舍建设经费的80%投入在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60%投入在乡村学校，在保障乡村学校基本公用经费的基础上，将所有中小学公用经费的17%进行统筹管理，其中80%最终回馈给乡村学校。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新聘任的教师全部分配到乡村学校，工作五年内部的参加进城考试和调动，让一批人循环地、可替代地在农村教学，五年当中，每年有新的毕业生进入，但不是五年到期的人每年都会全部考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骨干教师沉淀的机制。在教师培训方面，弋阳县规定把60%的教师培训进修、评优评先等“走向舞台中心”的机会留给农村，城市只占剩下的40%。此外，是使学校生活家庭化，考虑农村教师的切实需求，比如鼓励农村中小学免费提供教师伙食，投入不多，但却很温暖人心。

2.带动村民和家长支持教育

弋阳县许多村成立本村的教育促进会或者家校委员会，由本村村民组成，包括学生家长和已经“走出”本村现在在外经商或者工作的人。促进会或家校委员会旨在增强学校和乡村的联系，一方面会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学校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的奖励，资金不进入学校账户，由促进会来行使支配权力；另一方面，促进会或家校委员会的家长志愿者会轮流到学校提供服务，有的学校邀请家长到学校来为学生上特色课程，参与学校考试的监考，为优秀的教师和学生颁奖等。由于弋阳县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较多，所以，促进会或者家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学生的爷爷奶奶，为了进行良好的家校沟通，一般每年要开3-4次家长会。为了跟学生的父母沟通，有的学校家长会甚至会开到父母集中打工的地方，如义乌。弋阳县的学校有个目标是“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在学校和村民互动的过程中，学校自身获得了更多支持和理解，同时，对当地的影响也更加深入，对于乡村文明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3.评价标准导向教育公平

一般来讲，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会看学校的“升学率”和“优秀率”，然而，这种考核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基础薄弱的学生被边缘化，甚至，为保证上述两个指标，变相提升了学校的“辍学率”，实际上是侵犯了部分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在乡村学校这种情况会更严重。为此，弋阳县从2014年开始，将学校的评估考核指标改为“辍学率”“关爱率”和“平均分”，关于“辍学率”的考核，一个班级如果有一名学生辍学，则其此项考核分数为“0”；“关爱率”是考核班级后20%学生的成绩；“平均分”在计算时所用的人数为班级应有总人数，即包括本班已经辍学的人数。新的评价标准实施后，弋阳县的初中辍学率明显降低，以2015年入学的初一学生为例，入学时4922人，2016年秋季升入初二时保留4872人，辍学率为1.02%（但初二升初三时是辍学的高峰，需要加大保学力度才能保持较低的辍学率），远低于国家规定的5%。这对于乡村学校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述一系列措施，让乡村教育在物资、师资方面获得了基本保证，乡村学校成为真正为所有为乡村儿童的学校，成为乡村不可或缺的部分，乡村教育获得了应有尊重。在此基础上，乡村学校的课堂活力也逐渐展现，因为对学校的评价不再是简单地看优秀学生的成绩，乡村学校条件改善教师获得的认可增加，因而愿意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探索教育，学生家长以多种形式参与学校教育，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最终使乡村学生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二）制定城区招生规范，保证真正需要进城读书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城镇化进程中城区对教育的需求量增加是必然，保证城镇居民就近入学也是教育应有的职责，所以与城镇化同步增加城镇地区学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增加适量学位的基础上，需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让真正有需求、符合规定的学生能够在城区上学。为此，弋阳县出台了《弋阳县城镇学校招生（含插班生）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规定如下儿童可在县城就读：一是有县城户籍；二是在县城购房；三是父母在县城工作。其中前两中情况可依据户口本、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进行识别，对于父母在县城工作的，根据工作种类和性质的不同，需出具不同的证件证明其真实性。方案的实施首先获得县委、、政府、，同时，相关部门包括纪检、、房管、人事、建设、、街道、自来水、供电、教育等多个部门参与。

方案落实从教育局长本人做起，杜绝一切为学生进城择校的人情交易，正本清源。所有证明文件到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如以本地户籍报名的学生，需提前上交户口本，，杜绝户籍造假。对于提供家长进城务工证明的，教育局会不定期到工作地点进行抽查，等。方案实施前，通过宣传，尽可能让更多人了解和认可，并告知全面的方案要求、步骤与程序，实施时公开透明，及时反馈、责任到人、个人无权、建档备案、倒查追责，对于违规托管、补课行为进行整治，对以进城就读为诱惑的行为进行专项查处。

对于选择进城就读的学生，采取划片入学，扩大“优质区域”，每个片区内既包括公认的优质校，也包括相对薄弱的学校，减弱了城区教育资源对乡村学生的吸引力。通过上述各种规范招生的措施，让一些盲目追求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盲目进城的风气获得改善，同时，纾解了城区学位的压力，大大有利于城区教育质量的提升。

通过三年的努力，弋阳县乡村学校硬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内涵建设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有些乡村中小学在教学质量、学校声誉、办学理念、课程建设、教师能力和教学改革等方面都超越了城区学校。中心城区学校获得“瘦身”，学生数不断下降。在入学总人数增加的前提下，中心城区中学人数下降了27.51%，中心城区小学人数下降了14.09%。城区学校大班额得到有效控制，初中从原来平均班额72人，最大班额逼近90，到现在平均班额低于55人，最大班额不到58人；小学从原来平均班额70.4人，最大班额也同样逼近90，到现在（近三年新入学学生）平均班额低于60人，最大班额不到63人。

弋阳县在面对全国性的城“挤”乡“空”问题采取对策在于基于调查，分类处理，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对城乡教育资源分配进行“维峰填谷”式的调整。调整城乡教育资金配置比例，部分统筹安排教育资金，资源配置向乡村倾斜，改变评价指标体系，维护底层学生受教育机会。规范城区招生，采取划片入学，改善城区择校乱象。

 郑同僚

徐永康

一、善念凝聚机缘

　　只要心怀善念，行作正事，上天自然凝聚机缘，成就美好事物。

　　团队在103年（公元2014年——编者注）底开始了初步规划，试图协助偏乡学校转型，改善学生的学习成效。关于这一点，政大民族所王雅萍教授提到偏乡学生的升学困境，她说：「台湾位处偏乡区域高达六七成，那些地方几乎没有公交车可搭，学校人数也少，很多都是原住民的生活区域，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与汉人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原住民学生也天资优异，并不比平地人差；然而，就政大来说，以平常入学考试的话，少有原住民的学生能挤得进政大。以此类推，其他顶尖大学大概也是如此。若教育真的是公平的话，原住民学生也该具有大学升学常态分布的统计曲线；事实上，正好相反，台湾原住民少有这样的受教机会。从这种事情来看，我们的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社会需要正视这问题，特别是偏乡与原住民区域学校，必须改变。」

　　社会如同一座大楼，均衡优质的教育活动健全社会基础，稳定城乡关系与修复社会伤痕。团队主持人郑同僚老师认为，台湾的顶尖大学要做的除了该有的学术责任之外，更必须要有自觉与主动性肩负社会责任，协助弱势，参与社会事务改善缺失。特别是偏乡小校的议题，在地方政府管理监督下，若在只考虑经济因素，以短缺经费之名进行暴力裁并小校，让偏乡家庭必须担负更多教育成本，使得学生要花费更多时间上学。当地基础教育的丧失加速偏乡文化的消失。地方政府单单只顾虑到经费不足而向弱势小校开刀，明显看出这样粗暴方式，欺负弱小，违背了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理论的「差异」原则。罗尔斯认为社会建构基础若以「自由」为前提，容易让有能力者无限扩大自我资产，而伤害到弱势者基本权益。若是建构在「均等」原则，则容易剥夺了个人天赋发展，产生齐头式平等，反而难以改革创新。在权衡下，罗尔斯开展出第三种型态的社会基础，以「正义」作为原则。其中，他特别提到正义的「差异」原则：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在各自追求自我利益或幸福之际，也必须考虑个别差异，让有能力者发挥所长，但也需要透过社会机制，协助其他弱势者具备该有生活条件。废除偏乡小校通常不是学校本身运作的因素，而是其他机构所做的决定。伤害弱势的偏乡学校来维护其他机构的运作，事实上，违背社会该有的正当与正义性。

　　然而，裁并小校的现象目前依然持续发生，例如：团队在2015年到访苗栗新开小学时，苗栗县政府正在进行废并程序，而学校试图维护自我权益，积极和地方教育局抗争，努力想要活下来。苗栗新开小学校长忧心学校可能面临废并校的困境，学校和家长试图转型成华德福学校，吸引更多学生就读。当晚在我们要离开时，校长与家长会长已经订好晚宴，招待我们这群远到而来的客人。让团队印象深刻的是，当晚，郑同僚老师分享台北同心华德福办学招收新生状况，一学期只能收十八人，却来了上两百位以上报名。那些无法入学的家长难过自责的认为，是因为自己没有把小孩的优势表达出来导致无法入选，那时郑同僚老师也只能多加安慰。

　图一：参访苗栗县新开小学

　在座的家长会长听完后，回了一句：「若发生在苗栗新开小学，有这么多学生抢来报名，这可是奇迹！我是个农人，只知道如何种梨，我有一座山，都种梨。为了照顾这些梨，我日出工作，日落回家吃饭睡觉。日复一日，看着小梨变大梨，采收送市，年复一年。直到我当上家长会长，才发现学校学生剩下不到三十个！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还有一百多位，校长说我们学校可能要被苗栗县政府废掉！请问教授，我们做错了什么，让我们的小孩不能念家长以前的学校呢？我们只想在此安安静静的生活，现在的小孩要在这里上学，怎么变得这么难呢？」家长会长难过地说。「这就是我们来的目的，找出解决方式，这么美的学校不能废掉。」陈荣政老师说。

　　或许真实地面对学校存废的时刻，才会体会学校在村落的意义；就像是身体健康时总以为自己会长生不老，很多事都可以等，直到生病时，才知道很多事情、很多时间一旦过了就无法挽回──村落文化也是如此──消失后可能再也无法挽回，这是不可逆的。而废校不仅是对天生不平等的区域没有提供协助，更是个后天人为制度的伤害。

二、思维创新

　　我们来看看别的国家是如何协助偏乡小校（而且他们学生的学习成效并不比市区学生差），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或许就在自助天助的缘分下，：瑞典Vinayagum Chinapah与奥地利Hausberger Bärbel Ruth与Gonda Pickl三位学者发表相关研究。团队于政大教育学院举办「欧洲偏乡教育论坛」，由政大副教务长陈荣政老师主持。

　　瑞典Vinayagum Chinapah，他认为各国偏乡小校的教育问题其实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缺失，多数国家教育政策集中考虑都市学校型态发展而忽略乡村小校。然而，都市运作必须依赖乡村供给食物，而且乡村提供较好的生活质量，学习环境也相对安全，许多退休人士也移居到乡村享受美好人生。不可否认的，目前偏乡人口外移与少子化的结果，迫使当地小校无法经营，学校消失也就使得村落无法永续发展下去。他认为偏乡学校是维持村落发展的核心机构，村落必须维护学校永续发展，小区居民要有共识，维护学校，居民都必须成为经营学校的「共同合伙人」，并发展在地特色，吸引有志一同的家长参与。他们分享了参访台湾偏乡学校的经验，例如在新北市金山小学时，他认为学校靠近海边可发展冲浪主题教学，冲浪运动能吸引都市人去体验海边生活，如此能带动观光：有人潮就有餐厅，有餐厅就带动旅馆经营，有旅馆经营则有更多人愿意在此生活与维护小区发展，如此就有城乡良善互动与永续发展。

　　奥地利Hausberger Bärbel Ruth教授以社会资本框架说明发展偏乡混龄教育的重要。偏乡学校不只是当地教育中心也是文化经济中心，必须保留。她以奥地利五个省份做长期田野调查，以访谈当地政府官员、校长与教师后进行内容分析。从学生的数学、语文的成就评估后发现，经由适当混龄教学课程，学生的表现和分龄教学的都市学生没有明显差别；换言之，偏乡学校的学生也能表现和都会区的学生相同，如此消弭偏乡学生成就普遍落后的问题，同时也让学校能持续存在，甚至因为偏乡环境优美，吸引都会学生到偏乡就读。

　　接续的Gonda Pickl学者更进一步探究奥地利偏乡教学的各项利弊。偏乡混龄教育必须要能兴利除弊。奥地利有些学校位于超过三千公尺高山，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可能要负责全校的混龄教学及行政工作，因此该校老师必须维持身体健康，广泛涉猎不同学科与教学法来协助不同年龄学生，虽然辛苦但也使得班级如同家庭一样温馨，以合作取代竞争学习，打造一个没有挫折感的学习环境，让老师具有高度成就感，也使奥地利政府同意只要有十个学生就不会裁并学校。

，同时也是推动偏乡教育创新推手。他分享台湾目前进行偏乡教育改革的做法，如执行具有台湾在地特性的偏乡混龄教育，包含鼓励城乡小学的相互交流、大专学生下乡协助与远距教学辅导、增加企业认同与资助架构募资平台、建立偏乡该有的数字网络学习设备，希望把偏乡小校打造成文化、教育和创业的基地。三位欧洲学者频频点头，勤作笔记。

　　郑同僚老师也相当认同三位欧洲学者的观点，认为在推动台湾的偏乡教育一点都不孤单，世界各地都有这方面的有志之士愿意为社会弱势者服务。

　　接着，与会学者便继续讨论如何设计偏乡学校的课程内容等等的议题。会后，奥地利学者也邀请本校偏乡教育推动中心到奥地利访问与欧洲连结，做更深入的经验分享交流。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隔了六个月后，团队在2016年四月底飞往了奥地利参访当地小校，进行移地训练与学习。我们期望偏乡学校面对危机之时，参考奥地利偏乡小校的创新教育，作为参考依据。

    三、奥地利参访

，团队共有八人参与国外访问交流，在短短第一个星期时间，共访问五所运作数十年偏乡混龄教学的学校，台北经曼谷到达维也纳，总共飞了将近16小时，又搭三小时专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终于来到奥地利古城格拉兹(Graz)。

到访隔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我们参访一所在一栋大楼中，从小学办到师资培育大学的整合式教育机构Kirchliche Padagogische Hochschule，接受他们大学部和小学部老师们热情周到的安排，看到精致又专业的不同小班混龄教学方式，又能深入立即讨论，深受感动。路途中，奥地利街上很少人在滑手机，倒是不少人骑脚踏车，或沿着绿树参天的河滨慢跑。我们希望能亲自看看用混龄救小校的奥地利这几十年来是如何做到的，带着不一样的视野和力量回到台湾继续努力。

第二天，我们出发参访位于七、八百公尺山上的伐坎斯坦小学。前一天，奥地利朋友Gonda就特别提醒我们，明天据报会下雪，衣服要穿厚一点，鞋子要是能防寒的。早上七点半，我们八个人，搭了Gonda和Babra两位教授的辆车出发。

清晨天色灰暗，下着雨，气温有五度。没想到越往山上，气温越低。格拉兹是很美丽的古城，附近都是矮矮的山区，出了城市的范围，车子一路蜿蜒向上，但地势大部分都是缓缓上升。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由各种浓度不一新绿渲染成的树林或原野。每个转弯还都另有新的惊喜。有时候，会遇到一个数十户美丽别墅组成的小镇；有时候，会遇到一条清澈奔腾的小溪；有时候，会遇到一两户盖在陡坡上的农家。有时候，就只是一大片惦静静绿油油的山坡或山谷。

Gonda说要路程得开一个半小时，我们贪婪看着窗外的美色，倒希望这是一天半或更长日子的不断行程。不过，开不到一小时，打在车窗上的雨水，就渐渐变形了。Gonda先笑说，下雪了。我们这些台湾外来客一开始还看不清楚是雨是雪。不多久，雪花的形状越来越清楚。最后，就干脆转成了一朵朵黏答答又重重的雪花，结实洒在车窗上。是的，正如天上洒下无数的白花。或者，真的如大风吹散了一整座山峰的柳絮。下雪了。四月底的大雪，连在当地教学将近三十年的Gonda都觉得罕见。道路两旁本来青翠的山峦原野，很快染上白头。等到我们转上最后一个上坡大弯，开进一个小小区的学校停车场时，整个天地，已都变成了银白色世界。

图二：三层楼的奥地利伐坎斯坦小学

学校只是一栋和一路普遍看到的豪宅大小差不多的三层楼建筑。我们在惊喜中下了车，雪花马上扑了一身，也顾不得校门口站着迎宾的主人，开始抢着踏雪、拍照。主人是个中年男人，先是微笑看着我们这一群两手向天，一脸傻笑欢喜的东方访客，接着干脆走下阶梯，抓起地上的积雪，一副准备要和我们打雪仗的模样。

我们就在这样的开心上了楼梯，进入学校。学校一楼，就是一间挂衣帽的大厅，两间厕所，一间厨房。三个女孩从楼上下来，手里捧了纸盒子，然后小心翼翼从里面拿出薄纸做的手写卡片，略带羞涩地一一发给我们，上面用色笔写着欢迎我们的简单英文。假打雪仗的中年男人自我介绍，他就是校长。接着解释说，孩子们早上主动来告诉他，为了欢迎客人，他们全校十九个孩子临时决定要这么做。校长唯一做的事，是请孩子确认英文字要拼对，然后，做一点美工。接着，校长帮我们引见里面的大人，小镇市长来了，几个家长也来了。校长后来悄悄告诉我，这是市长第一次来到学校。所以，里面的大人，都不是老师。

校长笑着说，全校只有十九个学生，一个半老师。一个是他自己，另外半个，是每周会来三天半的一个女老师，现在在楼上陪其他孩子。没错，从台湾人的观点，听到一所学校不到两个老师，就像四月底看到大雪一样，都是令人惊讶不已的经验。

校长的笑容很自在，让我们好像到了熟朋友家里一样放松。他显然看穿了我们到处张望眼神背后的强烈好奇，先告诉我们这栋楼每一层都有厕所后，主动宣布，给一刻钟，让我们可以到处拍照。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拍。一刻钟后，请大家在二楼的小礼堂集合。

我们当然不客气了。八个人，就有八台相机。二楼除了厕所，主要有一间大教室，兼做礼堂和室内运动空间，另外，就是一间靠窗有沙发的小客厅，以及一间可以用作餐厅或会议室的空间。这几个房间外面的走道相当宽敞，足够全校师生轻松坐下来唱歌。上三楼，除了两间厕所和储藏室，主要是两间教室，左边的教室里面，还有一间小教室，另外，就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图三：由左至右为Hausberger教授、郑同僚老师、伐坎斯坦小学校长、苗栗南河小学王世文校长、台中东汴小学朱秀丽校长

这么简单的建筑，就是一所学校了。台湾许多乡村小校，学生人数不见得比十九人多，我们不但有大操场，教室不是一条长龙，就是两排，甚至三排，比起眼前的小校，实在是超级豪华。我们的专任老师，不论学校多小，每校至少七个人，更是他们远远比不上的。

校长用很简单的方式介绍学校。然后，我们就进入会议室，边享用家长手做的面包和咖啡，边聊天。校长拿咖啡坐到我身边，我们开心聊了起来。

话说校长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就来这山区教书，整整连续二十五年。他笑着两手拢一下已然略秃的头发说，想起第一天来学校报到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嬉皮，当时满头长发披肩。那时应门的人，就住在校内，他以为是打扫的，没想到，就是当时的校长。他喜欢乡村生活，除了上课的日子，其他时间几乎都开心地在他住处种菜养鱼当农夫。

这所学校，以前也曾经有上百的学生。这几年，人数越来越少，每年因而都面临可能学校被废掉的命运。但他和小区很坚持，一定要维持这所学校。否则，山村的孩子就得离开小区，到五、六公里外就学。五、六公里的崎岖山路，尤其是在冬天的雪地，对小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路途。而且，只要学校没了，年轻人也就很难留下了。

学校所属的省政府目前愿意投注来经营学校的资源，就只是维持一个半的教师人力。奥地利的小学，和台湾一样，满六岁入学，但他们小学学制只有一到四年级。这所学校目前总共十九个孩子，一到四年级都有，采全校混龄教学。其中还包括一个重度自闭症的孩子。这么少的老师，如何带全校包括特教的学生？这样的组合，老师怎么教呢？

他说，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政府派有专人，每天跟着处理他的个别生理需求。随时陪伴着特教孩子。这种角色，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影子(shadow)。我观察到，校内的那位影子老师，不做别的事，只是一直陪在特定孩子旁边，让这特殊的孩子也可以尽量和大家一起行动。这样做，不一定有什么学习效果，但至少让校长或另一位老师可以专心陪伴其他孩子。

对于一般孩子，校长说，他从来不会拿着一本教科书对着孩子上课，因为那样的方式既没有效能也很无趣。他完全无法过那种生活。他认为，对孩子而言，学校最重要的是「闻起来令人欢喜」。他的哲学，就是教孩子有兴趣的东西。

实际进行的方式，是他每学期为每个孩子编定学习进度，为每个孩子规划自主学习计划。每天孩子来学校，基本上按照规划，自己去找素材来工作或读书。老师主要的工作，是和孩子讨论他们的兴趣，并为孩子规划或调整进度，而不是滔滔不绝演讲。

所以，虽然全校有十九个孩子，年级也都不同，但各忙各的，并不会互相干扰，混龄教学也就可以实践。另外一个协同的老师每个礼拜来三个半天，也是陪伴孩子学习，陪同孩子讨论，而不是来站在讲台前主讲的。协同老师另外的两个半天，是在附近另一所学校教书。等于两所学校，一共聘三个老师。对比台湾，很是精简。若能找到像眼前这样有心有力的老师，人少一些，又有什么关系？

图四：伐坎斯坦小学混龄教室

校长如同老去的嬉皮，虽然头发变短变少了，但笑容依然轻松自在。他解释，他的教学，没有固定一种格式，可以说，就是一些蒙特梭利，一些耶拿计划法(Jenaplan)，再加上一些华德福的综合体。他不喜欢被某种教法拘束，端看孩子需要什么才合适调整。总之，就是要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让他们产生内生的动机，才能自主学习。

我们在学校待了将近三小时，在不同的角落发现不同的孩子，但每个人都很自动自发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就算我们八个外来客，加上几位家长在教室内外走来走去，甚至近距离拍照，他们都几乎视而不见，很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对比台湾教室现场总需要大人呼喊专心，这样的自主学习氛围，实在令人感动不已。谁说学习一定要很多老师呢？

校长还说，学校里，不论年级，都是上半天课。上午九点半之前，孩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整栋大楼，爱去哪里学习就去那里。我稍早在办公室楼梯下的角落，就看到一个小二的女孩在小桌上写考卷。另外，也在大教室旁的小房间看到另一个小三男生在写老师准备的考题。校长解释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进度，当他们觉得准备好了，就可以自己要求检测。通过了，自己就在自己的成长纪录上打勾。不过，写测验卷只是孩子评量的一种方法，他们还有很多是实作的成品。接着，就是孩子一起工作的时间。不过，这所学校并没有上下课的铃声，休息或工作，都是一种孩子自主决定的默契流转。今天校长给三、四年级孩子一起工作的内容，是编一本小书。书的内容由孩子自己决定，校长只规定，每个人的小书都得有五页，还包括四张图。孩子们都专心写着、画着，做着自己的事，没有管理，没有聊天或打混的。

这样的学校，除了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孩子学习效果如何呢？奥地利政府对于小学毕业生会有学科能力检测，而且用数量化的方式呈现，分1至5个级分，1分最好，5分最差。校长笃定地说，他们的毕业生成绩在1到3之间，比起一般的传统分龄分班大校好一些。用混龄教学，让孩子自主学习，成绩不但没有比较差，还能略胜。这或许正是许多台湾人关切的答案。

虽然如此，一路笑谈的校长，到了最后，还是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最近每年他都得到省教育委员会去说服主管官员们，不要关了学校。但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离开时，雪势变弱了，天气稍稍转晴。我们紧握双手，互相祝福，祈愿两国的小校都能好好守住。

　  若以奥地利偏乡学校的经营当作是未来台湾偏乡小校的参考模式的话，我们要如何一步一步小心谨慎，努力与坚毅地往前迈进？

    四、推动描述

奥地利参访给我们很重要启示，用很少的经费有效运作，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就是个学校。偏乡学校的创新意味着改变系统，迎向新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教法、教材与行政上都需要做出适当的改变，欧洲推行偏乡教育者认为，我们该改变都市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从偏乡创新教育中看出，回归教育初心，一个有意义的教育该回到学生的需求，强调学生直接的经验体会、注重个别发展、建构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合作式工作与生活社群、注意环境主导的学习活动设计、关心学生的如何从团体中发展批判思考、关心学生的自我价值观与存在意义。

反思我的们教育制度，看看奥地利偏乡教育的作法，我们真的需要改变。若我们已经有个小巧携带方便的智能型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之时，还需要继续制造庞大占据空间的真空管型态的调制解调器吗？答案显而易见，科技技术的进步以更有效能与节省的方式，不仅解决先前问题，更能彰显人类智慧。我们目前还在延续着百年前的教学方式，确实落伍。

改变学校首先要让学校教师理解现状，要能与时俱进，鼓励教师改变教学模式，激发内在改变动机。因此我们鼓励学校举行校务会议，持续讨论，凝聚共识，立志改善，而不是由在地教育局处指定；唯有让学校自己愿意改变，否则外在协助力量反而容易被误解为教育压迫。各校各自开会讨论后，团队到校现场说明，学校接续拟定改善方案，并通过当地教育局处的审议会审议，本计划合作学校便初步成型，其中包含有苗栗南河小学、台中中坑小学与东汴小学，嘉义丰山小学以及高雄宝山小学。

这些学校环境优美，如人间仙境，有丰富生态以及传统工艺技术，如此人文与自然的资源，足以开发并取代缺乏在地脉络的出版商课本，教师可依据在地环境与文化编辑教材，让学生从熟悉的事物中理解抽象知识。当地居民也参与学校转型说明会，多半都大力支持本团队与在地学校，几乎可用办喜事的方式期待学校改变，学校的转变也需要小区的参与协助，鼓励在地学者、长老贡献自己的知识精华。

图五：嘉义丰山小学混龄生态课程

到各地学校举办说明会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大学的社会责任，绝对不该只是做资料收集，写写文章而已，更是要深入小区，产生具体行动。每当团队固定到校参访之时，都有很多感人故事。如我们团队与德国汉堡大学学者可楷模教授夫妇一同到嘉义丰山小学之时，顺道到小区看看。参访时间结束于午后四点，淡淡之雾安静弥漫于山区中。

「一路蜿蜒而上的路径，天黑后更难预测，虽然希望在太阳下山前可以下到市区，既然来了也该到小区走走。」郑老师说。

车停在一间破旧的小茶馆边，边上隐约看出挂在竹片上一杯五十元的乌龙茶，若是无风，整座山看似一幅永恒之画。

没多久角落水泥屋门打开，眼见老太太走到对面菜园工作。

「您在做什么呢？」郑老师马上成为人类学家，开始做田野工作。

「没什么，只是下田看看。」老人家说。

「有种哪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青葱、萝卜而已。」

「您今年几岁了呢？」

老太太抬了头，看着我们说：「我八十了。」她的脸颊红润，不知是因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或者是下田晒伤之故。

「您看来身体勇健啊」郑老师说。

「进屋来坐。」

「不用了，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台北。」

「来坐一下就好，我有六个孩子，三个在台北，现在我跟第六个孩子住。」

「谢谢，真的不用了，我们要回去了，开车要四个小时。」

「你这样开太快，要四个半小时，慢一点比较安全。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来拜访丰山小学。」

「这样喔，我知道。」老婆婆开了一间古老杂货店，她拿了两罐伯朗咖啡，要给可楷模教授，说：「请用，没什么东西好请你们。休息一下，再走。」老婆婆快速地搬了两张椅子到门边。

「那我买个东西好了」安雅（可楷模教授夫人）说。安雅走到糖罐指着要买曼陀珠。

「你拿多一点，你们人多，至少每人两条。」老太太整罐倒在安雅手上。　

安雅把钱放在桌上。

老太太快速地把钱塞回到安雅的皮包说：「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的小学，我的孙子在这间小学念书，这几个糖和你们给我们村子的帮助，真的不算什么，以后我的孙子就拜托你们多帮忙了，你们愿意从台北下来协助我们学校的学生，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们相对无语，「感谢」这两字已经无法说出口，更加相信团队该有的社会责任。

图六：与丰山村长者对谈

就这样，我们到各地都有类似的小区期待。在众多期待下，偏乡小校必须转型。团队邀请参与实验型态学校的教师，大约六十名左右，到政大来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师资培训课程。我们更需要专业教师执行转型任务。团队借助许多具有理念者、实际推动实验教育者无私地分享过去的经验，如王政忠老师说明分组合作学习的要领、叶丙成老师分享翻转教育的数字操作、吕冠纬老师设计的均一数字平台，用以克服城乡距离、萧泽伦老师说明蒙特梭利混龄教学等等，都让在场教师热血沸腾，充满能量。师训后，教师回到自己学校，团队持续参访辅导，也确实看到这些学校逐渐改变。

五、期望未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心态上的改变。只要心一转，世界就变得如此不同，固守旧思维，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日本提出的偏乡学校振兴法案，经过三十年后才让偏乡学校学生看出学习成效，奥地利也花了好多时间，维护偏乡小校的存在，其发展出的混龄教育，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方法正确，很快地就可以改善这问题。」郑同僚老师说。

学校的学习必须嵌入于社会脉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往往扮演着追随者、维护者以及领导者的三种不同学习模式，就像在混龄班级中，能力差异下，更能显现出三种不同的学习模式：向他人学习、自学、教别人也教自己，换个角度说，也是所谓的「玩中学」、「做中学」、「教中学」的落实。

我们期望在法规上的修订后，政府允许调整过去传统教育体制，修改课程，让课程更能贴近学生生活经验；改变教法，鼓励学生相互学习，让教室充满着玩、做、教的性质，进而让学生喜爱学校，以校为荣。由此来提升偏乡小校主体价值，发展各地教学特色，深化在地文化，让学校成为整个小区的学习中心与经济发展中心。学校进行混龄教学、善用网络资源，网络上有许多的教学活动，提供学生自学机会，教师也可充分使用，不需要再讲台上持续讲述，效果也不见得好，为十二年国教制度创新与教学创新提供新典范。经由学校的存在，继续向上发展：小学部念完后，学校若有意愿，则办理国中部，学生可以在相同学校念国中部，让偏乡的学生不需要在只有十二岁时，为了升学被迫离家，给偏乡小孩一个有家庭温暖与充实学习的青少年岁月。当偏乡学校可以经营下去，而且拥有好的名声，可吸引原乡青年，回乡求职或接续家中事务，让自己的子女有学习的地方与安静的生活。

经由学校开发新课程与教学方式，融入在地文化，让偏乡教育更贴近当地需求，让下一代更接近与了解自己所生长的地方，甚至对原有产业发展创新模式，例如学生学习网络营销，让在地农业可被看见与避免剥削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能促进家庭的关系，让年长者受到该有的尊重，学校以偏乡住民的需求出发，活化偏乡小校资源，避免因人数减少而废校。当学校经营良善，降低营运成本，保护偏乡青少年在故里受教权利，则可促进城乡公平正义；此外，典范教学除提供偏乡学童学习，亦供全国青少年与老师教学参考，其对照效应可促进现场教师教学与反思。

最后，团队秉持教育体系「多样性」如同生物体系「多样性」，让世界稳定均衡，推动偏乡混龄教学并非要取代都市的教育体系，而是让偏乡学校有存在可行的做法。过去推行全国教育标准化的作法，不适用散布在偏乡各种不同脉络需求，有的偏乡具有原住民特性，有的具有新住民特性，有的具有海洋小岛风情，有的具有河川生态……过去标准化消除了各地脉络化之后，使得都市型态学校独领风骚，却也伤害了偏乡小校的发展。经由前人先贤的努力，从街头抗争到法令修订，从中央集权到鼓励特色地方教育，如今看出许多条件都已具备，只等着我们的决心。从「心」改变，秉持善念，偏乡教育的创新，将开展教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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