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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六神磊磊:唐诗为什么这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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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精典大讲堂邀请到著名网络大V——六神磊磊,与现场书友说唐诗。现场活动中,教主魅力四射,迷妹花枝乱颤,两小时的活动只让众人意犹未尽。因而小编特做此回顾,重现活动现场的热闹气氛,更有现场直播回放,请直接拉至文末。





六神磊磊与唐诗

大家好,特别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聊一聊唐诗,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王小磊,过去是一名记者,在重庆,后来有了一个很奇怪的笔名,叫六神磊磊,我的工作比较有意思,就是解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唐诗我自己不是专家,只是一个唐诗的爱好者,所以今天算是把自己的一点兴趣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都知道唐诗很牛,成就非常高,唐诗到底有多牛呢?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只有鲁迅敢讲这句话,我是不敢讲的。从这个话我们能够看出唐诗的成就多么高,唐诗到底有多么棒。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唐诗的成就这么高呢?618年,李渊建唐,618年——907年,不到30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300年的时间诗写得最好,牛的诗人最多?很奇怪。其实在唐朝之前很多年,就是写好诗的条件就已经具备了,比如说唐朝之前五百多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五元诗,什么时候成熟谁也说不清楚,汉末的时候就有了五元诗。曹操很帮的五元诗的专家。三国的时候五元诗就非常的棒了。


    在唐朝之前,大概三百多年南朝刘宋的时候七元诗就非常的成熟,如果是一个刘宋时期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成熟的七元诗。同样一句话,为什么有的时候一句话音调琅琅上口,为什么同样一句话有的话就特别拗口难读呢,人们发现汉语的声律在起作用。唐朝之前一百多年,有一个人叫沈约,他根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写诗声律上的套路,规律玩法。有了声律学上的成熟,这时候有一种新的诗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叫律诗,有了声律才有了后来的律诗。五元诗成熟七元诗成熟,声律有了,而且唐朝写的这些诗的题材其实在唐朝很多年就已经很齐备了,比如说山水田园诗,送别诗,留别诗、宫廷诗等等都已经成熟了。


    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偏偏唐诗这么好?618年到907年这中间这段时间的诗好,为什么这一段时间的诗人这么牛?今天就试着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讲三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唐,大概发生在805年—810年,中唐的时候这三个故事,我们通过这三个小故事,我们看看唐朝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有最好的诗。


小V和大V的互推



808年,在河南昌谷,有一个18岁的小孩子,整理好了诗,准备走出家乡,征服外面的世界。他的目标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东都洛阳。这个孩子叫做李贺。

 

家里很担心:“你虽然是大唐王孙,但是家道败落了,说是富农都够呛。现在考试都要托关系,你的写作风格又这么魔幻,谁帮你啊?”

 

李贺反问:“现在文坛上,最大的腕是谁?”

 

“这……当然是韩愈院长。”

 

“好,我就找他。”

 

“人家是大V,你是个小号,你找他做什么?”

 

李贺傲然一笑,说出了让家人再次晕倒的话:“互推!”

 

别误会,所谓“互推”,不是互相推倒,而是互相推荐。

 

比如两个微信公号,互相发文说对方好,欢天喜地一起涨粉丝,这就叫做互推。

 

小李贺想去找韩愈互推,难比登天——无论文坛还是武林,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号不和小号搞互推,怕吃亏、掉粉。

 

我的主业是解读金庸小说,就比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黄蓉热情地邀请老爸黄药师和江南七怪搞互推:“爹,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侠,是靖哥哥的师父。”

 

有数十万粉丝的大号黄药师粗鲁地拒绝了。他“眼睛一翻”,直接来了一句:“我不见外人”。

 

韩愈在文坛的地位,相当于黄药师在武林。韩愈也给人写软文,因为腕儿大,开价贵死人。他给人家写个墓志铭,收费动不动“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他的文章收入比人家做官的俸禄还多。

 

小李贺要打动大文豪韩愈,只有一条路:拿出最猛的诗,让韩院长吓一大跳。

 

按照惯例,开卷第一首尤其重要,要想段时间内快速吸引大佬的注意,卷首必须放上最精彩的代表作。李贺想了很久,终于作出了决定:“第一首,放《雁门太守行》吧”。

 

韩愈院长是很忙的。

 

一天到晚,除了写作、科研、带学生,还要应付学校的杂事、教育部门的验收,以及各种崇拜者、女粉丝……

 

这天,韩愈刚刚送走了一个粉丝,非常疲惫,“极困”。他的研究生抱着一摞材料进来了。

 

“我说了晚上不看文件……”韩愈有点不耐烦。

 

“不是文件,是一个河南年轻人的投稿。”研究生说。

 

“那……好吧。”

 

对于年轻人的投稿,韩愈是重视的。他随手把裤腰带解了,盘腿窝在沙发上读。第一首正是《雁门太守行》。

 

才读了前四行,韩院长就激动地跳了起来,裤子都掉在脚脖子上。他读到的是: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韩愈当然识货——有唐一代,无数猛人写乐府、写边塞,名篇如云,却从来没过这样凄美绝艳的画面。

 

他又读了下去,后面四句是:

 

 半卷红旗临易水,

 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韩愈兴奋地大喊:“快把这个人给我找回来!”

 

“是是,我这就把那女粉丝叫回来……”研究生说。

 

“粉你个头啊!不是女粉丝,是这个李贺!李贺!”

 

很快,大V韩愈见到了小号李贺。他紧紧握住这个十八岁年轻人的手,只说了短短几个字:“推!咱们互推!”

 

韩愈说话算数,在不少场合都推介了李贺的诗文,给他站台。有了他的帮助,李贺人气大增,开始迅速涨粉。当时考试不太公平,能不能考上和你认识人有关系。有了韩愈,李贺的名气大了很多。

 


后来不巧,李贺的父亲病故了,必须回老家服丧守制三年。韩愈没有忘记这个年轻人,特意给李贺写来了信,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从头再来。

 

三年后他来考试。第一轮是河南府试,李贺成绩很好,轻松过关,拿到了“乡贡秀才”资格,取得了去长安的门票。

 

在背后,许多竞争者们正嫉恨地看着他,要把他搞掉。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告状。

 

这些人经过反复深挖,多方调查,终于发现了李贺的一个漏洞。请屏住呼吸,听一听他们给李贺找到的这个罪名:

 

“李贺的老爸名叫‘晋肃’,和‘进士’谐音。李贺跑来考进士,就是对父亲的极大侮辱,是严重的不孝!”

 

你听了是不是险些晕倒?这也可以成立?

 

答案是:可以的。这一个罪名,足可以把李贺的前途判死刑。在我们的古代,有很多东西是很操蛋的。比如白居易的爷爷叫“锽”,和“宏”字相近,所以他就不能参加“博学宏辞科”的考试。

 

这是我们的文化中相当陈腐污秽的一面。

 

目睹李贺被人告黑状,韩愈愤怒了。他要为李贺鸣冤。这名感性的文豪,写出了一篇犀利的雄文,叫做《讳辩》。

 

在文章中,他发出了那著名的一问: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 ‘仁’,子不得为人乎?”

 

意思是:“当爹的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假如当爹的名叫‘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这是一篇伟大的文章,闪耀着那八个字的光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每次读到,都为韩愈的人格而感动。

 

可惜的是,韩愈的声援也救不了李贺。李贺还是不能考试。但后来他找工作,还是得到帮助,去了张彻那里做事,是韩愈的侄女婿。

 

但是韩愈很伟大。我本人并不很喜欢韩愈的诗,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文坛上,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如李贺、张籍、贾岛、孟郊、李翱、皇甫湜,都得到过他真心的帮助。他是一个真正的良师益友。

 

这就是唐朝的特有氛围,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年轻人,可以昂首阔步走出书斋,挽起衣袖,带上一卷自己的得意之作,、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大人物,大人物居然也接见,经常也认真看,叫做干谒。考试前,叫做行卷。而且经常一卷诗就打动了一两个人,有时候就得到他们真心的帮助。

 

李贺我们讲了。比如李商隐和令狐楚。李商隐是16岁的孩子,令狐楚是东都留守,整个东都系统最大的长官;后来又是名誉,名誉宰相。令狐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李商隐。后来令狐楚死了,节度使王茂元又欣赏李商隐。女儿嫁韩瞻,嫁李商隐。

 

唐朝的国土上,无数的少年人,拿着自己的诗歌,去行卷,去干谒。这里面有李白,有杜甫,有白居易。当然,也有酸甜苦辣,也有被冷眼的时候,杜甫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但是至少有机会,至少这个通道是敞开的。

 

后来任何时代,都没有唐朝这样景象,这么大规模的行卷、干谒了。唐朝后期都不行了,上升越来越难,诗人们最多的出路是去当幕僚。

 

“有才就有人爱”。这就是唐朝。


放下筷子骂娘的白居易



之前讲了第一个,李贺的故事。现在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

 

大约805年,一个高考成功不久、刚刚步入仕途的青年人,开始制定了他的诗歌写作计划。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几年前,方才28岁的他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以至于他得意洋洋地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因为考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后来他又陆续担任了校书郎、翰林学士等职务。

 

作为一个河南新郑出生的外地孩子,家境不很好,没有什么背景,却年纪轻轻就得到拔擢,来到首都长安做官,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一个很幸运、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会制定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呢?按照我们的猜测, 应该写《感恩》十首?《男儿当自强》十首?或者是《奋发有为做大唐好青年》十首?

 

答案让我们吓了一跳,他的写作计划居然是“负能量诗”十首

 

什么是负能量诗呢?就是专门揭露大唐社会负面内容,讽刺一些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诗。这种诗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讽谕诗”,说白了就是找茬诗、挑刺诗。

 

白居易写了哪些社会负面现象呢?介绍一下题目你就明白了:

 

比如《议婚:当前首都民间婚姻中的嫌贫爱富现象》《伤友:长安一带社会交往中的不良风气》《五弦:京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买花:首都部分达官贵人生活奢靡腐化一掷千金》……

 

你大概觉得这批评的都是些小问题,不过是一些社会风俗类的题材,讲的是群众日常生活,不算什么负能量嘛。

 

别着急,更重大敏感的题材还在后面:

 

比如《不致仕:浅谈当前大唐一些中高层领导干部不肯及时退休的现象》,直指大唐的干部队伍管理问题。

 

比如《重赋:皇上设私库搜刮民财两税法形同虚设》,这首诗更不得了了,作者炮制出了“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耸人听闻的句子。白居易说,平民百姓在重税压榨下生活困苦,结果收上来的东西却堆在仓库里发霉腐烂。他还把矛头指向所谓“至尊”,分明影射皇帝是硕鼠。

 

又比如《轻肥:江南部分地区因为饥荒导致人吃人现象》——“是岁江南旱,衢州(浙江)人食人”,这等于直接把大唐王朝写成人间地狱了。

 

白居易这组诗的实际名字,叫做《秦中吟》,意思就是“我在首都长安一带看到的不良风气”。从皇帝的政德、到国家的干部政策、财税政策、文化政策,乃至首都社会风尚,都被他抨击了一遍。

 

唐朝写批评诗、讽谕诗的人有很多,但白居易是最扎眼的之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典型的吃朝廷的饭、砸朝廷的锅。

 

李唐王朝有一千条理由严肃追究白居易的责任。

 

第一,有计划地、大批量地写“负能量诗”,正是白居易等几个人挑的头。

 

此前说了,唐朝不少诗人都写讽谕诗,从早先的初唐就开始了。白居易之前,写负能量诗写得名头最大的是杜甫、元结,一句“路有冻死骨”,把整个大唐王朝的民政、扶贫、社会保障工作都抹杀了。

 

但和白居易相比,杜甫、元结们的负能量诗影响虽然大,却都是随机的、偶然的写作,大抵是写一首算一首的。白居易却是有计划地写、成批量地写,大写而特写,这是质的不同。

 

《秦中吟》十首之后,他又搞了《新乐府》五十首,九千二百多字,几乎把负能量诗当成了自己的主要创作内容。

 

第二,白居易写负能量诗,和杜甫等人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李唐王朝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白居易是吃朝廷的饭、又砸朝廷的锅,不懂感恩

 

可不是么。对于杜甫来说,大唐朝廷某种程度上是亏欠了他的。还有王梵志、寒山、骆宾王等人,也都是一辈子沉沦下僚,境遇不好,偶尔发发牢骚,还算是情有可原。

 

可白居易和他们不一样,他大搞负能量诗,则是“情无可原”。如果当时有“爱唐论坛”,我们几乎能想象读者会怎么骂他:

 

多少人八十二岁都考不上进士的,你小子二十八岁就举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你不感恩么?你没有一点关系和人脉,“中朝无缌si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却能一路做官,李唐王朝有过半点亏欠你么?可你不想着报答,却拼命炒作负面内容,吸引眼球博出位,你可不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么?

 

第三,白居易搞“负能量组诗”的时机最敏感、最特殊,最不合时宜。

 

他搞创作的时间是在中唐。这个时候正是大唐王朝的关键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争斗等现象交织,各种社会问题也很多,正是需要大唐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时候,用今天的话说,这个时候是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的。

 

相比之下,初唐、盛唐的诗人们写讽喻诗的时候,国家蒸蒸日上,发展势头良好,几个文人搞点批评,不影响大局。等到了后来晚唐的时候,罗隐等人虽然也大写讽谕诗,可那时候李唐王朝大势已去了,几个底层诗人发泄发泄怨气、讲几句牢骚怪话,也已经无关大局。

 

但白居易偏偏在这个最敏感、最需要稳定的阶段大肆传播负能量,拼命下泻药,岂不是不合时宜么。

 

第四,和别的诗人相比,白居易搞的“负能量诗”读者特别多、流传特别广,造成的社会影响特别重大,难以挽回。

 

白居易的诗,一大特点就是通俗,没文化的老太太都能懂。通俗本来是好事,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如果他能够好好发挥这一特点,多向群众解释解释朝廷的政策,多宣扬宣扬朝廷的治理成绩,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却非要大搞讽喻诗,加上诗歌又通俗易容,在群众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社会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据他自己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这是他自己向朋友炫耀的,有夸大之嫌,但哪怕打上几成的折扣,影响力也是很惊人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的诗还很有国际影响力。譬如在日本,白居易的诗名极盛,作品流传极广。他的这些讽喻诗、批评诗流传到到邻国去,岂不是给大唐抹黑,产生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么。

 

第五,白居易不是一个人写,还组织、煽动、影响了一批人写。

 

比如同时代的诗人元稹、李绅等,都参与到讽喻诗的写作中来。白居易搞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李绅就搞了《乐府新题》二十首,元稹搞了《新乐府》十二首 ,都是炒作社会负面现象的,形成了一个专门以找茬、挑刺为主要创作内容的文艺小团伙。你说白居易过分不过分呢。

 

今天,每当我读到白居易搞的《新乐府》,都觉得想为他捏把汗。

 

比如我们在语文课文里都学过的《卖炭翁》,这首诗里专门批评了一群人,叫做“黄衣使者白衫儿”,这些人不是一般的首都机关单位职员,而是宫廷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强买强卖,用一些绡、一丈绫,就牵走了别人上千斤的一大车炭。

 

又比如《红线毯》,批评的是唐朝地方政府为了进贡奢侈品,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这是什么居心?,地方的人在夺人衣,?

 

上述这些诗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多细讲了,我们仔细讲一首《杜陵叟:皇上的好政策其实是一场骗局》:

 

第一句是“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这个主人公年纪很老了,种着一倾薄田,勉强糊口。可惜这一年天灾不断,三月份大旱不下雨,九月份又早早地遭了霜冻,农作物都死掉了:

 

 三月无雨旱风起,

 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

 禾穗未熟皆青干。

 

既然遭受了天灾,那么官府应该减租、减税,甚至发农业补贴?可恰恰相反,官府反而加紧了征敛。你想想,“某某镇大灾之年仍实现税收稳定增长”,这是多突出的政绩啊。

 

官府是怎么对待杜陵叟的呢?“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白居易这是把唐朝基层干部比喻成豺狼,说他们的爪子长钩,牙齿像锯子,在吃老百姓的肉。

 

接下来,白居易笔锋一转:皇上毕竟是圣明的、仁慈的,他知道了这件事,下命令免税了:

 

 不知何人奏皇帝,

 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

 京畿尽放今年税。

 

如此一来似乎是“天亮了”?杜陵叟们似乎应该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了?可白居易说,大家高兴得太早了!

 

等到大家该交的租税都交了,卖地了,破产了,口粮都没有了,干部们这时候才拿着免税的通知施施然来了。可此时免税还有什么用呢?已经是一纸空文了。大家虚受了皇上的恩典,却有苦说不出,还要当群众演员去谢恩。

 

所以白居易说:“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皇上的好政策,被白居易写成了一场骗局;浩荡的皇恩,被他说成是“虚受”;圣明的天子,被说成是被蒙蔽的;辛辛苦苦为朝廷收税的基层干部,被他渲染成横征暴敛、欺上瞒下的野兽,先收完了税再来搞免税,可怜的杜陵叟们的苦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

 

批评的尺度这么大, 而且动辄指向最高权力,你说我们是不是要为白居易捏把汗呢?



更严重的是,除了讽谕诗之外,白居易还有一种更恶劣的诗,其创作动机更坏,引发的负面舆情更大,即所谓的“八卦诗”。其中的代表之作就是《长恨歌:关于色鬼唐明皇不理朝政导致天下大乱的那一段往事》。

 

看到这题目,真想问问他是存的什么心。他写讽喻诗,还勉强可以说成是年轻气盛,不能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建言献策,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写这种八卦诗,有什么良好动机?想解决什么问题?不纯粹是为了炒作宫帷秘闻,抹黑先皇,搞人身攻击么?

 

《长恨歌》开头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明明是在炒作唐明皇的八卦,却故意说成“汉皇”,这是唐朝诗人一贯的指东打西的鬼伎俩,叫做“以汉代唐”,但凡要说本朝的不光彩的事,就动辄假托汉朝的名,让汉朝的皇帝背黑锅。

 

比如要说唐朝的大明宫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说成是汉朝的未央宫怎么怎么样;要说唐明皇怎么样,就故意说汉武帝怎么样。白居易也玩这一套,名义上是说“汉皇好色”,其实句句是“唐皇好色”。

 

在下文,他更是长篇铺陈,拼命渲染皇上生活腐化,荒疏政务,“从此君王不早朝”,最后直搞到天下大乱,连老婆都保不住。

 

很难想象的是,朝廷怎么会纵容白居易搞这样的创作。关于玄宗皇帝的历史评价,朝廷是有确切的说法的,是有定评的。玄宗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就是官方定评。白居易把“至道”说成至淫,“大圣”说成情圣,“大明”说成不明,“孝皇帝”说成色皇帝,怎么就没人管管呢。

 

唐朝的青年读者看到这样的诗,怎么就不愤怒呢,一个臣子如此八卦一位君王,更何况是已经故去的君王,人死为大嘛,怎能写这种抹黑人家的作品?

 

然而白居易不但一直活下来了,还活的很好。

 

他搞负能量诗,居然几乎没受什么阻挠地持续了大约十年,从805年一直写到815年左右,才渐渐消停了一些,不大写讽喻诗了。

 

白居易一生批评这么多人,大家讨厌他吗?当然讨厌。

 

白居易自己在一封信里说:“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意思就是说,当官的讨厌他,有钱的讨厌他,带兵的讨厌他。

 

但是白居易因为写“负能量诗”倒霉了吗?似乎并没有。

 

他一生中吃了一次大亏,就是被贬江州司马,。

 

白居易平平安安地活了七十四岁,是最长寿的唐代诗人之一。他的结局也是唐代诗人之中最好的之一,晚年还做到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官至二品,可以说是待遇最优渥的养老闲官了,拿着“月俸百千”的高薪 ,也就是每个月十万钱。

 

,给朝廷抹黑,揭先皇的八卦,传播自己没有亲自调查的江南灾情,批评权贵和军阀,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被治罪。不少唐代大诗人都坐过牢,李白坐过牢,骆宾王坐过牢,王勃坐过牢,但白居易却从没有因为写诗坐过牢。

 

不只是我感到惊讶,很多古代人也早就为此感到惊讶。

 

宋代有个学者叫做洪迈。他写了一个论文,叫做“唐诗无避讳”,其中说:唐朝的人写诗,到处戳朝廷的痛处,甚至连皇上宫廷里的八卦也去反复炒作,朝廷却居然不严厉整治他们!真是想不通。

 

更让后人觉得有趣的是,白居易死后,居然还得到皇帝的深切怀念。唐宣宗李忱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吊白居易》。

 

 缀玉联珠六十年,

 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

 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

 一度思卿一怆然。

 

今天我们说起“诗仙”,都知道是李白。但其实白居易才是唐朝第一个大唐王朝官方认证过的“诗仙”。

 

 

“童子解吟《长恨曲》”,这事儿宣宗居然也拿来表扬,可童子们解吟的是什么?是自己先皇的桃色秘闻,是后宫的八卦,是祖上的昏庸糜烂,被白居易搞到小儿皆知!

 

所谓“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篇就是《琵琶行》,它传唱的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一个的生活,其中渲染了唐代灰色产业的发达,诗的末尾,白居易还夹带私货,发泄了一下自己犯错误被谪贬的抱怨。如此不光彩的内容,白居易居然搞得连“胡儿”——少数民族的人都在传唱。唐宣宗李忱居然还给他叫好。

 

还有“文章已满行人耳”,白居易这些大量的批评,尖刻的揭露,已经满了行人耳,成了难以挽回的局面。宣宗皇帝居然没有把白居易的诗撕碎丢在地上,没有下令永远禁绝他的诗,而是表扬他,怀念他,“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是超越了我们的经验和常识的一幕:

 

一个东方专制王朝的皇帝,在深宫之中,正悲伤、真挚地怀念着一个无数次批评自己的王朝、讽刺自己的官吏、揭露先人的八卦、丑化先人的形象的诗人。

 

中唐丢掉了繁荣,没有丢掉气度;丢掉了强盛,没有丢掉自信。宣宗皇帝把被打脸变成了最好的长脸,把被人骂出翔变成了最好的出彩。

 

反过来看,唐朝放任那么多诗人写负能量诗,管得比宋元明清任何一代都宽松,唐朝的形象因此被抹黑了吗?评价因此被降低了吗?口碑因此变坏了吗?我们因此觉得唐朝比宋元明清更糟糕吗?今天的人谈到唐朝,说起唐朝,常常说一句“大唐”,这个“大”字是怎么来的?

 

气度和自信


从唐朝的节妇到明清的荡妇



先提一个问题:

 

一位已经嫁了人的女士,却被另一名男子殷勤追求。她收了别人的贵重的礼物,甚至一度系在了自己的裙子上,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又退还了回去,告诉对方不愿背叛婚姻。

 

这样的姑娘,还可以被叫做是好姑娘吗?

 

一位中唐的诗人说,能。

 

在他的同时代,很多人也都说:这当然是位好姑娘。

 

然而过了几百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慢慢反转了,许多评论家大惊失色:不能!这怎么可以!绿茶婊!

 

这一篇文章,我们就聊聊这位唐代诗人和这首爱情诗的故事。

 

这个诗人,叫做张籍。如果你在公元810年左右来到长安,到太常寺里去办事,就能找到这位名叫张籍的诗人。

 

他很好找,因为有一个显著特征——眼睛不太好,看不清东西,后来病情还一度很严重,差一点就成了荷马了。

 

他的工作内容有些枯燥,是在太常寺里担任一个普通职务,叫做“少祝”。在那个机构里,少祝应该有三个人,他只不过是三人之一,级别不高,大概是正科级到副处级之间。

 

张籍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祭祀。凡是有重大仪式典礼,要净手净面的,多半要由他拿水具、毛巾,这就是所谓的“奉匜沃盥”,“匜”就是水具,“盥”就是洗手。

 

典礼开始后,他还会庄严地跪下,朗诵(我怀疑是背诵,因为眼睛看不见嘛)献给神明的祭文,然后郑重地烧掉它们,表示已经送到祖先或者神灵那里去了。

 

他的诗写得不错。后来大文学家王安石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说的就是我们的盲诗人张籍。在张籍的许多作品里,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节妇吟》,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记一个正经的好姑娘》。

 

这首诗不长,也很好读,全文录在这里:

 

 君知妾有夫,

 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

 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

 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节妇吟》

 

意思很明白:一位已经嫁人的女士,遇到了一个男子大献殷勤。男子送给了她重礼——一对明珠。

 

女主人公感动了、甚至可以说是心动了,把明珠系在了自己的红裙子上,每天伴随着自己。

 

看来男子已接近得手了,可是女主人忽然找到他,要和他谈谈。她所说的话,就是这一首叫《节妇吟》的诗。

 

女子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家庭,很简单的两句话:我家的房子连着花园,修得轩敞又美丽。我的丈夫在做皇家卫士,正拿着长戟在宫殿里值班,威武又体面。一句是说房子,一句是说丈夫。

 

讲完了这些,她告诉热情的追求者: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我决心和丈夫同甘共苦,不打算背叛他。

 

最后,诗人写出了一个被广为传诵的结尾:“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对于这位女性,应该怎么评价她的行为呢?张籍的观点很明确:这是一位节妇。

 

在张籍的时代,人们是认可这个女子的行为的。当时的人认为,她可以接受别人的爱情,为之感动;她也可以收别人的礼物,甚至是贵重礼物,并带在身上;她退还礼物之前,似乎还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甚至不无遗憾,并为之流泪。经过了这一切之后,这个姑娘还可以被称作“节妇”。

 

瞧人家唐朝人的境界。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起了变化。时代越是往后,我们的专家学者们看待这首诗的目光就越严厉。

 

宋代的时候,礼教愈发苛刻,但似乎还没有波及到这首小诗。北宋有个学者叫做姚铉的,编了一本书叫《唐文粹》,仍然把这首诗编在“贞洁”类里。在他看来,诗中的女子仍然可以被叫做“节妇”。

 

直到南宋,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后村诗话》里也还说:“张籍《还珠吟》为世所称”“古乐府有《羽林郎》一篇,籍诗本此,然青出于蓝”。他仍然在说这首诗挺好,属于正能量。

 

大反转发生在元代。当时文坛上有个现象——涌现出大量的节妇诗,讲述的都是女人们如何捍卫贞操、寻死觅活的故事。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蒙古入侵,国家沦亡,汉族的文人们无力抵抗,就把精神投射在女人身上,津津乐道地描述她们怎么反抗元兵,怎么上吊、投水 、跳崖 、绝食。

 

相比之下,张籍所写的这位姑娘段位明显不足,一点上吊绝食的事迹都没有,慢慢地也就不够看了,开始从“节妇”向“荡妇”反转。

 

宋元交际的时候,有个学者叫俞德邻,这位老先生敏锐地嗅出了《节妇吟》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出了质问:


“今爱明珠而系襦,还君明珠双泪垂,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谓之节妇乎?”——俞德邻

 

意思很明白:收人家的奢侈品,还系在裙子上,这样能叫节妇吗?这不是绿茶吗?

 

到了明代,“节妇”的标准好像又更高了。晚明学者吕坤搞了一本书叫《闺范》,专门讲女人如何守贞的:

 

“女子守身,如持玉卮(zhi,栀子花),如捧盈水……丈夫事业在六合,苟非渎伦,小节尤是自赎。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 ——《闺范》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男子干的是大事,所以犯点小毛病也可以挽回。女的关键在于名节,只要稍微玷污,那就永远洗不清了。

 

比如著名清官海瑞的女儿,因为接受了男人的一点食物,海瑞就勃然大怒,认为女儿的错无可挽回。最后这姑娘被迫把自己活活饿死。相比之下,张籍笔下的这个姑娘收人家的明珠,不是“荡妇”是什么呢。

 

于是,这位几百年前的绿茶遭到了学究们的猛烈抨击。晚明学者的唐汝询说:“系珠于襦,心许之矣……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明.唐汝询

 

和他同时代的学者贺贻孙则批评说:


“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明.贺贻孙

 

这两段痛心疾首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女子不配当节妇。所谓“危矣哉”,就是说:危险啊,离荡妇就差三十里了!

 

特别是有一个叫瞿佑的人,对这首《节妇吟》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要教育一下张籍。他亲自动笔改写,作了一首叫做《续还珠吟》的诗,沾沾自喜地到处晒。

 

我们把这首正义感满满的诗录在下面,大家鉴赏一下:

  

 妾身未嫁父母怜,

 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载之前父为主,

 十载之后夫为天。  

 平生未省窥门户,

 明珠何由到妾边。  

 还君明珠恨君意,

 闭门自咎涕涟涟。

——瞿佑

 

据说他有一个名叫杨复的同乡,读了这首诗,还点赞说:“真是心正词工呀!就算张籍见了,也一定会服气吧!”

 

在他看来,“节妇”一旦收到别的男人的明珠,就必须像鲁迅所写的吴妈一般,大叫大哭着跑出去:天呀居然送礼给我,叫我以后怎么做人。


施蛰存先生评价说:“这是一首封建礼教的顽固卫道者写的诗”。我想,张籍如果真看到这首诗,多半不会服气,而只会惊讶于这个民族的后人们怎么会缺心眼成这个样子。

 


据说这位瞿佑先生还做过一百多篇类似的乐府诗,可惜我们读不到了,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正气凛然。

 

更有趣的是,这位道学家瞿佑先生一边痛斥绿茶,一边却从事着另一项光辉职业——写作。

 

我们来看看他小说里的词:

 

 洞房花烛十分春,

 汗沾蝴蝶粉,

 身惹麝香尘。

 殢ti四声雨尤云浑未惯,

 枕边眉黛羞颦。

 轻怜痛惜莫嫌频。

 愿郎从此始,

 日近日相亲。

 

这很符合道学先生的一贯特点,他们大多是一些分裂的人。别人谈个恋爱,他们就怒不可遏,但自己搞起三俗来却又比谁的底线都低。女人们“还君明珠双泪垂”就叫败坏道德,但是他自己写“汗沾蝴蝶粉”“日近日相亲”,就不是败坏道德。

 

对于这首《节妇吟》,后人批评的还不只是女人心猿意马,他们还抨击了另一点:这女人不该炫富。

 

他们质疑:你之所以不背叛丈夫,不就是因为他有钱有势吗?你之所以一本正经地“事夫誓拟同生死”,不就是因为“妾家高楼连苑起”——有大别墅,而且“良人执戟明光里”——老公在当皇宫卫士,威风又体面吗?

 

万一你丈夫是个贫贱的人,你又将怎样呢?会不会早揣着珍珠跟人跑啦?

 

晚明的唐汝询就是这么认为的:“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甚至连施蛰存先生也觉得这种分析有道理,认为“这一点击中了此诗的要害”。

 

我却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妾家高楼连苑起”,可不可以说是炫富呢?可以。你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成这位女士认为背叛婚姻的成本太高,太不值得,所以才打退堂鼓了,“还君明珠双泪垂”。

 

但我却以为,这完全也可以作另一种理解。女子是在告诉对方:我的生活很幸福,我什么也不缺。你的明珠,对我的诱惑并没有那么大。你没有机会。

 

在我们现代人的头脑之中,有一个叫“爱情”的抽象概念。这个概念使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爱”和“物质”对立起来,认为多强调一分物质,就冲淡了一丝爱情。

 

《节妇吟》诗中的女士如果换到今天,在拒绝别的男子的时候,或许不会直露地说“妾家高楼连苑起”,而会选择说“我丈夫很爱我,你没有机会”。,是符合现代爱情观的“正解”。

 

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的头脑里,未必有这么抽象的、明确的现代“爱情”概念。在唐代,那个女子大概只会说:“我丈夫很尊贵,我生活很富足,你没有机会”。

 

物质也是一种力量。有时候,它能帮我们抵御诱惑,维护尊严,保持高贵,让我们能按照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至于一些学者的担心:如果没有高楼,还“事夫誓拟同生死”吗?

 

我们何必这么悲观呢?张籍另外有一首诗,叫做《征妇怨》,不是正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吗:

 

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征妇怨》

 

张籍的《节妇吟》,从诞生起到今天,已经1200年了。

 

在我们这个特别爱讲道德的国度里,从来就不缺什么节妇烈女的故事,自元明以来,士人们炮制了那么多节妇诗、烈女诗,情节比张籍的诗更惨烈、更悲壮、更血腥的多不胜数。

 

但奇怪的是,再没有一首节妇诗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这一首。千余年来,唯独这首小诗成为了经典,被人们口口传唱,禁之不绝。

 

这说明一件事:人心,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不管道学家怎么唾弃它,怎么为它捶胸顿足,怎么认为他道德败坏,,闭门自咎涕涟涟”来,人们依然更喜欢“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即便不敢公开表态,却仍旧默默为它所打动。

 

这就是唐朝人的一个特点:比后代还开明。

 

我们惊讶,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不是原始矇昧,而是文字高度发达的时候,居然比后代更开明,更放达,更想得开。

 

所以有人说,无诗不成唐,但同时,无唐不成诗。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领先的先进的文艺,是要环境的,是要气候的,是要格局的,不是说开会,重视一下就可以的。这是唐诗给我们的启示。


互动提问


  晓磊好,去年我听过你的讲座,有一个问题,现在可能读者觉得你的作品是小而精,以你的才华而言,未来会不会自己构建一个体系? 


对,现在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有计划说把它写成一本书,系统的就把自己对唐诗的想法展现一下,这个书本来说是前年出,后来改成去年出,目前计划是今年出,如果计划不变的话今年5月份出,争取把自己的想法系统的展示一下,希望如果顺利的话五月份能够出。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怎么培养爱好唐诗这种习惯,平时我看电子书比较多一点,就是看唐诗的比较少,就是想怎么培养? 


其实你这个年龄段不大,我觉得我们认识几千个成语和汉字,可以看得懂中文就可以欣赏唐诗,唐诗并不难,唐诗解决当时人的口语,现在如果要接触唐诗的话,可以找一个唐诗的选本,我们到书店里去,你看哪个顺眼就选哪个,但是底下的诗要有注释,底下有讲这首诗的故事,不求多,你浏览了诗选以后,你会发现会有你喜欢的诗人,你如果喜欢李商隐就看他的传记,如果还愿意进一步就看他专门的选集,总而言之挑自己的就行,从你喜欢的开始,我觉得会慢慢喜欢上唐诗的。


  我想转达我朋友的一个意见,在最后广告这一块,怎么选一个择重的办法,作为一个写者让更多的读者喜欢。 


之前有一个人很愤怒我写广告,他说韩寒写过一句话,我的肉体可以卖,我的文字绝对不可以卖,他说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跟他讲,我说我的文字可以卖,我的肉体还真不可以卖,因为实在卖不出去,没有卖相,写广告这个事情是偶然开始的,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但是读者还比较宽容,我到现在为止就听见读者在后面说,说你这个人坏呀,无耻卖广告,不看了,到现在为止这样的流言还不到50条,还比较宽容,他们就故意说我就想看一个广告,我就觉得你这个广告好玩,但是你脑子要清晰,我理解这是他们的包容和理解,两方面,一方面物质是好东西,物质可以抵御诱惑,可以让你更独立的做自己,因为写字的人总是要被养活的,另外就是要少写广告,我今年的计划少写广告,争取最后不写广告,争取让你朋友感受好一点。现在一个月3—4条,我希望慢慢减到一两条,最后就不写。



  王老师,你好,刚才您听的讲座,我觉得您对于女性的心理的洞悉,您应该是比较深刻的,您在一本书当中其中写到,赵敏和黄蓉他们两个在感情的事业里遇到大的关口,但是他们两个都比较大胆,其中赵敏还有一段华上救夫,光明右使范阳就说算了吧,赵敏说偏不勉强,从这件事情,想问一下您觉得有哪些事情是不勉强的,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勉强做的? 


这还是要女孩子自己来定,不好代她们去做决定。我觉得赵敏勉强是成功的,但是其实有可能勉强也会失败,也会被挫折,勉强的最后也没有成功,但是这是难免的,选择嘛就承担代价,遇到代价也是好事,早遇到比晚遇到也好。至于什么情况下做什么选择,还是要自己去回答。


  有两个小问题,你的文章有两个点让我很吸引,一个是三观,跟我们自己特别契合。包括今天也是,很多东西其实是把古代和现代做一个联系,我特别好奇的是两个,一个是观念。 


我自己当时的开专栏完全是写着玩,工作无聊写着玩,本来就想写成金庸小百科这样的东西,聊聊金庸小说,大家看着开心一下就可以了。后来因为自己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时政记者,看到有的忍不住想说两句,专家的名字又叫读金庸,什么都要往金庸上面挂一挂,这是无意中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历史都是有相似之处,我们今天演的往往是过去演过的,金庸为什么预言非常准,他待在香港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也没有什么特殊高层的信息,但是他的预言非常准,可能他熟悉历史,知道一些规律,我自己当记者这么一些年,对这个社会有一些思考,就想借着小说里的东西讲一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相似的。



  我大学在学文学,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有一个诗词鉴赏,从小学开始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最后都是为了一个标准而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有老师教给我们这一套系统的知识也是标准的东西,所有的教科书上所有的解释,对诗的认识都是一个标准,在这样的体系和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我们自己来读诗学习,怎么来建立自己的这种认识? 


我大概读高中的时候,去我们老家新华书店,当然没有精典书店这么大这么棒,也是有唐诗的,诗词的板块,我在那个地方就有展书,看到有两个小朋友,一个七八岁,一个九岁,忽然大孩子向小孩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你都多大了,你还看唐诗啊,吓我一条,那我更大。从这句话当中,在孩子心目当中唐诗就像绕口令,像儿歌是这样的东西,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唐诗类似于儿歌,他们背唐诗可能是家长让他们去背,背出来以后家长都鼓掌,大人都鼓掌,这是一个游戏规则,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可能唐诗是美的,我们现在讲唐诗赏析,往往会讲是好的,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经典所以你要背,或者说这个词用得好,但是很少去讲这个东西是美的,而且很少讲这个诗人是在什么年纪什么环境,什么心情去写的这首诗,如果小朋友知道这个诗人是在什么岁数,什么环境,什么心情写的这个诗,他会突然对这个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现在讲得少,可能因为讲得人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孩子不觉得好玩,他觉得很枯燥,他一看杜甫皱着眉头,写的诗也不太好懂。我们要告诉他这首诗是美的,是什么情形下写的这首诗,那孩子可能会觉得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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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小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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