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胡夏米“发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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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被强行拽入世界资本殖民体系，必须直面全新的国际秩序。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来未遇之大变局”拉开序幕。大变局中最具标志性和实践性意义的就是向英国开放“五口”。“五口”之中，上海原本是名不见经传的，但英国人窥探到她的惊艳面目，这个新发现让他们为之兴奋为之陶醉。后来的事实证明，新发现果然不虚。上海开埠仅仅十年，便超越传统口岸广州的老大地位，一跃而成为乃至远东最大的外贸中心和顶尖商埠。

中英《南京条约》

英国人如何确定“五口”，又是谁发现了上海？传统外贸口岸在广州，但英国人一直把“打开广州以北的沿海口岸”为目标。有所不同的是，前几次要么是官员正式造访，要么是商务代表上门告状。揭开上海真容的，却是一次化装探险的成果。所以，发现上海看似突然，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洪任辉告御状被逐出境

追溯到更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早期殖民国家是近代国际贸易的老祖宗，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夜已步其后尘向本土之外寻找更多的贸易机会。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迅速走上世界之巅。富饶的亚洲市场必然成为“日不落”帝国的目标区域。，英国是陌生的，但与生俱来的开拓性格使这个正处强盛之极的岛国迫切想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攀上贸易关系。1637年，携伊丽莎白女王给大皇帝书信的威德尔船队抵达广州口岸。此后，英国商船前赴后继，先后到达台湾、厦门、定海、泉州、宁波、福州等沿海地区。经过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上百年的接力，英国逐渐占据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的最大份额。

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然而，与商业动机高涨的英国贸易商相比，。英商顽强抗争，企图冲破外贸体制。于是就有了中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洪任辉事件。洪任辉（James Flint）是东公司大班汉森（S.Harrison）的汉语翻译，据说，该老兄是英国第一位汉语翻译，素有“通”之称。

1755 年，洪任辉陪同一艘货船去定海做一笔丝茶贸易。他们获悉，这里的国际贸易远没有广州发达，税收规章制度也相对薄弱，关键是没有名目繁多无中生有的税费。船到定海，定海知县立即登船核查证件、货物和随船人员。知县发现，这条船的贸易执照是粤海关发出的，故问缘由。洪任辉直言相告，已在广州卸货交易，系因探得此地交易公平，慕名而来采办生丝茶叶。定海知县思忖再三，觉得这老外颇有道理，于是派几名兵丁押船护送前往宁波，并附上联系当地洋行老板的介绍信一封，贸易获得成功。尝到了甜头，英国商船持续前往贸易。浙江这边一火，导致广州贸易量直线下降。

欧洲画家笔下的清朝广州通商口岸

浙、广两地官员都坐不住了，各持一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浙江官员称英商前来贸易无甚可怕，也能让他们沐浴吾皇恩典。这是台面上的话，实际上英商来浙江地界贸易必然会给本地带来油水；广东官员则撑起“皇上钦定的传统口岸”大旗，再三强调不能让英商随意乱跑。此举有违朝廷外贸规定，属于违规操作，应予制止。潜台词是坚持老大地位不容挑战。双方争执不下，只能上报乾隆圣裁。

乾隆有他的原则，决不让宁波变成第二个广州口岸。一个广州口岸已经聚集了这么多洋人，且常有违逆中华民风之为，就够他老人家操心的了，再弄出一个，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想硬来，而想以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于是下令提高浙江方面的税率，用高税率阻吓英商，让你增加违法成本，再回到广州贸易去。谁知英商不吃这一套，你大皇帝提税无所谓，至少还没有广州那边多如牛毛的暗扣、贿赂，还是合算，我照往宁波交易依旧。

乾隆沉不住气了。由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的杨应琚揣摩对了主子的心思。他向乾隆上奏了一份“浙江天险与防务均不如广东，江南财富重地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否则会引起“奸牙窜诱，散布异教”的调研报告。乾隆心里怕的就是这个，读罢报告更加紧张，终于在1757年底断然下令，“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一夜之间就把老祖父圣祖皇帝的规矩改了，康熙开禁的“四口”（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只剩下粤海关“一口”。这一改变将已经开始并成一定规模的“四口通商”对外贸易局面时光倒流，也堪称对外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之举，即重祭“闭关”大旗。屈指算来，康熙的“开放政策”前后执行了73年。

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

遭此一大棒，东公司服了吗？没有。贸易垄断将使他们的利益折损大半。“一口贸易”出台一年多后的1759年7月，公司再次派遣洪任辉北上，先到浙江遭拒，再转赴天津大沽口，向朝廷声讨粤海关腐败勒索及广州洋行的垄断贸易，意在再次打开其他口岸。此举惊动了乾隆，下令严查。结果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撤职查办，但洪任辉的控告不予采纳，反加他一个“违例别通海口”之罪，即违反大清国禁止外籍船只在广州以外港口航行的法令。据说还附带一个啼笑皆非的罪名——擅自学习汉语。洪任辉按律本应发配边疆，考虑他是外国人，皇恩特加宽宥。最终裁定将他遣送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不准再留。

英国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英国政府并未停止扩大对华贸易的步伐，开埠当为主要诉求。同时，一个被称为“北部开港”（指广州以北的地区）的运动席卷全英。既成“运动”，声势必然壮大。由东公司出资，英国政府接二连三遣使来华。最著名的一次当属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东公司授命的最重要目标是，获取在广州以北各埠贸易之特许。马戛尔尼向乾隆书面递交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口岸的双边贸易协议草案，遭断然拒绝。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再抵，还是带着外交大臣“开通广州以北港口”的训令，却被早已防备的清廷下诏从陆路送回广州，直接遣送出境，连提要求的机会都不给。一边是热气腾腾，一边是冰封雪窟，两厢对垒，势同水火。

“北部开港”持续发酵，终于有了1832年“阿美士德”号沿海考察事件。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名为“考察”，实为对沿海海岸具体情况的调查活动。因此在一些史家那里，这次考察被描述成一种类似的侦察行为。这是后来臧否不一的考察活动主角胡夏米始料不及的。

胡夏米（Hoo Hea Mee），即东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赛（H.Hamilton Lindsay）的化名，他被公司驻广州贸易大班查理·马杰尔班克斯指定主持此次考察活动，公开身份为“阿美士德”号船主。同行的普鲁士籍传教士、“通”郭士立（化名甲利。后曾被《南京条约》谈判英方商务代表朴鼎查任命为福州领事，因其为德籍而作罢，改任命李太郭）充当翻译兼医生。船上载有78人。

郭士立像

为了避免引起的注意，这次东公司玩“猫腻”了，不仅搞化名，还说船从孟加拉出发，是去日本做生意，算是增些安全系数。但胡夏米确实负有特殊使命：了解沿海重要港口情况，涵盖设施、当局管理、民风民情等，为将来中英之间扩大贸易关系提供依据。

1832年2月26日，“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胡夏米、甲利等分别进行传教、治病、散发宣传小册子以及河道海湾测量、航海图绘制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胡夏米分发的《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以及“戒赌博明论”“崇真实、弃假谎”等小册子。在胡夏米看来，这些宣传可以解除人对他们的疑惧。

3月下旬，船到闽粤交界的南澳岛。胡夏米记录道，“七八只战船类似小型福建商船，比广州的战船差得多……”4月2日，船到厦门，厦门官员立即发出英船登岸的禁令，“天朝法令禁止外人在此地贸易……也不许与当地居民接触。”同时阻止当地商人上“阿美士德”号贸易。提督陈化成接见胡夏米等，告诫英船停泊厦门属违法行为，须即驶出港口。只要离开，厦门当局将无代价提供英船所需的粮食和淡水。

18世纪西方人绘制的厦门港周边航海图

哪知胡夏米拒绝接受恩惠，只说愿意贸易。他坚持的是自由买卖的英国惯例。中西冲突再次出现。随后他们罔顾禁令，化整为零，走街串巷，继续考察。胡夏米记录的厦门印象是：本地没有特产，但地理位置特殊，人民善于航海经商，所以是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厦门港的优点是，不仅商船能直接靠岸起卸货物，就是庞大的军舰也能停泊。最后一句颇有意味。

接下去是福州。作为重要的产茶区，当属东公司的考察重点，尤其是购茶和运茶。大名鼎鼎的武夷红茶是英商的最爱。将来英国商船直接来采购茶叶，将节省多少从广州转购的运输费。胡夏米等还发现，虽然“阿美士德”号受到福建水师的严密监视，但这里的官员不敢过于干涉。后来几天，上船的当地民众川流不息，胡夏米、甲利等为病人治病，兼做生意，然后上岸四处活动。闽浙总督只希望它早日离开，免遭获罪。可胡夏米还是不走，最后只得允准他销售了部分货物才离去。

胡夏米“购买茶叶或以货易货”的要求被总督拒绝。官方力禁，挡不住民间热衷。商人有易货之愿，甚至企图以茶叶换取鸦片，还有人指点胡夏米去求见福州将军，因通商关税是他分管的事项。更有自称举人者献福建内河地图，并求资助银子赴京赶考，胡夏米当即伸出援手。这等“交换”当然合算。即使体制内官员也对英国的望远镜、手枪乃至书籍的精美不吝赞赏，却不敢接受，在胡夏米一再劝说下才在宽大的袖笼里匿下一个望远镜。此人是后来因“拦截英船不力”而摘掉顶戴的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这些都让胡夏米对福州贸易的未来充满憧憬。

19世纪英国望远镜

然后是宁波。到达甬江口外，胡夏米当夜写好禀折给宁波知府，要求在宁波通商。其实他是以禀折探路，获得调查宁波的机会。宁绍当局在答复中重申乾隆“贸易口岸定于广东”禁令，又举洪任辉先例警告。”胡夏米不服，再力争，当局回复，“总要恭奉大皇帝旨意知照尔英国，由国王传谕尔等商人一体凛遵。不奉旨，万不能行……彼此皆不得擅自主张也。”宁波官员已接上谕驱逐英船，浙江提督戴雄和定海镇总兵余步云调集舰艇前往阻拦，但“阿美士德”仍大摇大摆驶入甬江。致使甲利深感惊讶，海军船只竟然不能阻止商船，真是怪事。

既来之则安之。胡夏米干脆详细考察宁波，结论是一个很好的生丝出口港。镇海的炮台是他们在见到的最大的炮台。但与各地炮台相同的是年久失修，仅有炮台而不架炮，也无人管理，尽是摆设。胡夏米原打算在宁波出售些货物，因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监视措施，所以无法成交。于是继续北上。

“阿美士德”号入沪

中外贸易没有真正形成气候之前，上海无法受到帝国政府的重视。得益于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上海曾一度成为宋王朝市舶司（即古代海关管理机构）辖下的贸易重镇。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设江海关，上海遂跻身国家级港口城市。这年，十三艘贸易船被派遣到日本，盖因上海与日本之间较近的地理距离，此后上海对日贸易一直十分活跃。6月28日，“阿美士德”号到达上海。

对上海的考察绝对重要。但这是胡夏米发现上海后才真正意识到的。英国人对广州、厦门、宁波、福州的情况应该是较早就有所知的，但对上海几乎混沌。尽管早在1756年东公司职员皮谷（Pigou）就建议英国政府进取上海，作为华北通商的枢纽，也曾派人到上海调查，并探寻官员意见，终无所获，就此放弃。所以，对胡夏米来说，上海充其量只是听说过。见过之后，他们无不为这个新发现惊叹。

早年的上海小东门外

由于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所以船长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的探测特别仔细，曾一度到达崇明。胡夏米对短暂的崇明之行充满好感。他目睹此地出产丰富，河渠纵横交错，还有精力充沛、面色红润的当地百姓。“这些淳朴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欧洲人，友好举止超过我们以往任何所见。而且由于政府官员没在场，人们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友好举动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当地小贩见到这些耸鼻蓝目的老外喜欢杏子，少许诧异之后，就向他们兜售。双方很快混熟。还有人把当地产的鱼和蔬菜送给老外，希望他们下次再来。胡夏米对这些信息的破译是，上海民众对与英国人的贸易并不排斥，极可期待。

其实上海方面早接高层通知，苏松镇总兵关天培派遣兵船堵截，苏松太道吴其泰张贴告示，晓谕居民船户，不准与夷船交易买卖。并发布公文要求各府厅县率人马巡防驱逐。但结果都形同虚设。“阿美士德”号未受任何阻拦进入吴淞口，翌日至上海禀道台要求通商，遭吴其泰驳斥。“查该夷船向无在上海贸易之例……即速开船，回粤贸易。”

关天培画像

胡夏米早有准备，引经据典地回称：“苏东坡说过，‘夷狄不可以之治治也’……倘若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上升到国际关系的高度，吴其泰选择了让步，转而称“该商”。这应该是上海官员与英国人第一次零距离正面接触。

清廷特命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认真追查“阿美士德”号入沪之事。陶、林二人除了汇报胡夏米等活动情况后，还怀疑商船携带鸦片，主张秘密搜查，一旦查获，当他们的面焚烧。道光却又反过来指示他们“别生枝节，致启衅端……抚驭外夷，尤当遵守旧章……”反正按老祖宗的原则办。接着传旨对陶、林“严行申饬”。事实上，道光要的是谨慎堵船北行，至于是否堵得住并不确信，但样子总归要做的。

黄浦江江面上的船只

胡夏米才不管你皇帝陛下的策略，他看到的“实况”是：短短七天就有400艘100吨到400吨的船只装载大豆面粉进出港口。有从天津、奉天过来，还有从福建、台湾、广东甚至安南、暹罗、琉球过来的船只，络绎不绝。胡夏米简直惊奇了。他感叹为什么至今才发现上海，为什么如此繁荣的贸易活动区却被统治者忽视了。

他和甲利的判断是，上海的国内贸易已经超过广州，地位太重要了。同时断定，长江出海口是无可替代的地理区位优势，上海一定会成为的贸易新大陆。不久，作为此行成果的考察报告《航行北部商埠的过程》出炉，胡夏米再次满怀渴望地断言，上海将成为乃至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外国人将从这里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极大的利益。

横亘在上海贸易面前的是皇帝的法律。但胡夏米对突破这个障碍信心满满。他说，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样的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与东北部（指上海——作者）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那么，他的信心来自何方？

上海老城厢地图

胡夏米看到了上海的设施和兵员守备等机要军情。“吴淞口的炮弹质料极坏，和炮的口径不合。军营的墙上挂着箭，弓却放在对岸。武器有刀，有矛，有火枪，五花八门。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块铁片，枪很脏，几乎都生了锈。”所以，“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五百人更多的军队。”因为，“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组成的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

 两年后，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勋爵在给英国首相格雷的信中也再次提出，要求“向欧洲人开放所有的口岸”；；如果皇帝顽固不化，则以战争手段改变“天朝偏见”。他特别强调，“解决对的贸易问题很简单，只要三四艘巡洋舰和少数英国军队，就可以在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与胡夏米的结论几无二致。

胡夏米绝非信口开河，更不是对他的英国主子乱拍胸脯。有必要记住此君的另一个原因是，1835年7月，应号称“魔鬼之子”的英国首相巴麦尊之邀，胡夏米提交了一份《英华关系书》。他甚至像一个家一样，详尽构想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装备和人员需求、集结地点、发起进攻的时间以及攻击目标等预案，并特别强调，须在广州、厦门、上海和天津等港口附近布置小型舰队。1836年，该文在英国公开发表，。四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略参考和框架设计基本沿袭了这个思路。

根据《南京条约》，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广州“一口通商”局面终被打破。上海的贸易重要性一下子提到了新的高度。1853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十年，口岸进出口贸易量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亚洲数一数二。这种重要性从一个城镇跃至一个国家，再跃升到洲际乃至全球，后来的事实不断印证着胡夏米的预言。

上海江海大关

上海又似乎是专为“濒危”的老大帝国准备的突破口，更是一道镌刻着另类印迹的五彩斑斓的创口。我们同样可以用“硬件”和“软件”的概念来诠释十九世纪中期上海的崛起：“硬件”是她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软件”则比较多样，西洋文明的植入、民风的接纳与包容、中西杂处带来的碰撞与竞争等等。总之，对外来文化的融合、移植和消化能力构成了上海独有的思维和行为特性，而迫于无奈形成的“开拓性思维”（最典型的是租界）在上海的崛起过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杂志编辑 徐烜丨新媒体编辑 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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