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里古镇上的胡思乱想

上里遐思

2016年10月25日，我从乐山市犍为县的罗城镇启程，一口气倒了七八次长短途班车，辗转循了古老的青衣江赶到雅安上里镇的时候，已经天色将晚。我势将在这盛称的四川十大古镇之首度过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幸运的是，我的晚饭和茶课是在二仙桥旁消遣的，我的居停则是在幽深的韩家大院一个布置成绣楼的农家客栈安度的。这两处景致恰是上里镇上最讲究的所在。前者疑似见识过古老的蜀布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兴衰流变，后者权且可以佐证傍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丛商业重镇的崛起。

因为早就知悉目前存留状态最好的“茶马司”是在雅安，而上里又被“宣传”为“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更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边茶关隘和茶马司所在地”。我在一时之间误认为那让我跃跃欲试的茶马司就在上里镇。可我在太阳尚未落山的光景中寻遍整个镇落，除了一汪又一汪写生的娃娃，压根就没有多少与古代税收沾边的物象。无奈之间，我只好在二仙桥边要上一盆传说中的“野山药炖老土鸡”，然后便是啜茶、赋诗、发呆了。

我分明在雅安到上里的歧路间，见到了去蒙顶山的路标。而传说中仅存的那座茶马司，就在名山，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就是在蒙顶山下、名山左近饮茶怀古的。空间上的这份尽可能的趋近，在一个稍为空灵的座标观照下，无异立身于茶马司的辐射范围中。

蒙顶茶在茶史和税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八作了这样的考据：“茶者，古所无也，无茶而何税也？周礼仅有六饮之制。孟子亦曰‘冬则饮汤，夏则饮水’而已。至汉王褒《僮约》，始有武都买茶之文，亦仅产于蜀，唯蜀饮之也。六代始行于江南，而河北犹斥之曰‘酪奴’。唐乃遍天下以为济渴之用，而不能随地而有，唯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于耕桑之所获者矣。”

“蜀茶”何谓？蒙顶山为尊。明代茶人许次纤《茶疏》中说：“古今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之山也。”他所说的古，可溯于唐宋。那时候，说到品茶的极致，曾经流行一句谚语：“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也就是说，以“天下第一泉”即扬子江心的中泠泉与天下第一茶即蒙山顶上的蒙顶茶相佐，乃是绝配。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特意强调：“严道县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李肇写《唐国史补》列举天下名茶，举蒙顶茶天下第一：“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宋人范镇《东斋记事》记载了蜀茶的几处产地：“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其芽长二寸许，其色白，味甘美，而其性温暖，非他茶之比。” 宋王庠《雅州蒙顶茶记》质证：“自古茶出巴蜀，晋孙参军楚作《歌》，尝言之矣。唐陆羽著《茶经》，言当时出茶之郡四十有三，剑南则称彭、绵、蜀、邛、雅、眉、汉。及验于《唐志》，贡茶之郡止十有六，剑南道惟雅安一郡而已。”明人高濓《遵生八笺》云：“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峡州有碧涧明月，卭州有火井思安，渠江有薄片，巴东有真香，福州有栢岩，洪州有白露，常之阳羡，婺之举岩，丫山之阳坡，龙安之骑火，黔阳之都濡高株，泸川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著。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彼之时，扬名天下的顾诸紫笋，竟然只好屈尊。

蒙顶山的自然地理条件确实得天独厚。它距成都120公里，距名山县城13公里，其主峰高1440米，因多雨露而得名。据《九洲记》所载：“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雅安一带地处西蜀，正当太平洋暖湿气流西伸之屏障，云多雾盛，雨日、雨量均多，故有“雅安天漏，中心蒙山”之说。宋人晁说之《晁氏客语》云：“雅州蒙山常阴雨，谓之漏天，产茶极佳，味如建品。纯夫有诗云：‘漏天常泄雨，蒙顶半藏云。’为此也。”清代《名山县志》说蒙山：“旧志谓，仰则天风高畅，万象萧瑟；俯则羌水环流，众山罗绕，茶畦杉径，异石奇花，足称名胜。”

文学每每不是科学，因为它并不擅长“义理”与“考据”，它只是对诸多流行性“偏见”的一种颇具“辞章”美感的加固。可文学的煽惑力总是巨大的，这使得它每每成为“谣言”的助听器。唐宋以来历代诗人组团对蒙顶茶做过许多推波助澜的宣传工作，有的甚至干脆张冠李戴：白居易如是说：“琴里知闻惟禄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云：“道意勿乏味，心绪病无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云根才翦绿，印缝已霏红。曾向贵人得，最将诗叟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梅尧臣谓：“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文同更是周详：“蜀土茶称盛，蒙山味独珍。灵根托高顶，胜地发先春。几树初惊暖，群篮竞摘新。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宋代名相文彦博反复吟咏：《和公仪湖上烹蒙顶新茶作》谓：“蒙顶露芽春味美，湖头月馆夜吟清。烦酲涤尽冲襟爽，蹔适萧然物外情。”《蒙顶茶》又云：“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公家药笼虽多品，略采甘滋助道腴。”元代僧人明昙《蒙顶茶》诗云：“悬崖险峻石如林，一种仙芝不易寻。若向人间问绝品，东蒙顶上白云深。”明人董越《蒙山》诗云：“蒙顶出青州，茶名遍宇宙。谁知此山中，亦有生云窦。旗舒谷雨余，芳撷清明后。风味如使君，谁云可轻售。”清人汤右曾《八月十五夜试院煎茶用东坡韵作》有云：“石花蒙顶来自蜀，顾渚万芽如屑玉。一车载茗不疗饥，犹胜观瓶居井眉。木兰始芽瑶草茁，一啜已有清香随。”

如此一来二去三人成虎，蒙顶茶为“天下第一”之说，堪堪被一干茶瘾文人办成了铁案。经于蒙山的茶路与设于名山的茶马司，也便顺理成章。而上里居于茶马古道的中枢区位，也便呼之欲出。上上里请上里坐，品品茶且品茶语”，也便堂堂正正不偏不倚。 

时人对“茶马古道”有许多的演绎。从根义上论，茶马互市是以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的古道为基础，以茶马交换为主要内容，以马帮运输为主的古代贸易方式。它的主干线路有两条：一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 （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 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奔子栏、德钦到西藏的左贡、邦达、然乌、昌都、洛隆、边坝、嘉黎、工布江达、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与上述线路场合，到西藏拉萨，再到邻国不丹、尼泊尔、印度。

两宋时代，宋与川西高原的茶马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当其时，得自于这项贸易的茶税和马匹都是朝廷的标的：茶税已成为朝廷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的传统观念也深入人心。为此，宋设专署全国茶马贸易的机构“都大茶马司”于成都，这样，沿邛崃山南侧从成都出发经临邛至雅州，以及攀过邛崃山、岷山的灵关道等古道成为早期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名山茶马司的铭碑可以作证：“宋时因连季用兵，所需战马，多川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祀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设茶马司。元丰四年，特诏名山茶易马用。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又重申原诏。大观二年再次诏令熙、河、兰湟三路以名山茶易马，恪守神考之训，并定为永法。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名山茶马司主持交易。”就是从从宋朝起，朝廷特诏“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据史书记载，蜀中所设马场，较有影响的交易市场有雅州买马场、雅州灵关镇买场、雅州碉门卖马场和黎州买马场。

明代对于雅安以及名山的倚重不亚于宋朝，并推行更为严格的茶马官方专营的政策。明洪武初年，根据户部建议，在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这四座茶马司设于1371年，分别是在秦（甘肃天水）、洮（甘肃临潭）、河（甘肃临夏）和雅（四川雅安）。到了今天，只设在雅安名山的“茶马司”仍被完好保留着。可这座茶马司的前身，就是北宋熙宁七年 （1074） 在雅州 （今名山新店） 所设茶马司。而且，元朝在这一带也有类似建制。据《元史·食货志》 载，元世祖至元六年 （1270） 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其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并在碉门 （今天全县） 等地互市。

名山茶马司虽处一隅，却是整个“川茶五属”的共同出发地和报税所。这五属即邛崃、名山、雅安、萦经、天全。明太祖“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则可以视为对雅安茶民的一种类役负担。明廷的茶马国策可从《明史》卷八○ 《食货志四·茶法》的一处记载约略感知：“当是时，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贩鬻之禁，不可不严。”对于茶马交易“固人心而强中国”的效用，1573 年的《严茶议》说的更是透彻：“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系于名山茶马司的主要茶运通道是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经旄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泥头驿（宜东），去沪定、到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而上里镇坐落于名山、邛崃、芦山、雨城区四县交界之处，位于邛崃山余脉末端高山峡谷中的平坝地区，正当川茶外行的要冲。该镇古称“罗绳”，即驿站、关隘之意。清代嘉庆年《桥路碑》可以为证：其云上里“自先贤开道，东通名（山）邛（崃），西达芦（山）雅（安），往来经商士庶络绎不绝，亦为要道也。”经此赴名山取茶报税，或从名山启程运茶，这里都是一个上好的打尖之处。在这“二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雾中上里、水墨上里，处处可以得见凸凹的石板小路、拴马桩、上马石、饮马槽以及背茶山民留下的深深拐子窝等痕迹，让人可以依稀想见马帮驮茶和“拐子”背茶奔滇赴藏的苦难艰辛。

汤显祖的一首《茶马》，写出了当年上里人可能目睹的诸般景象：

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金城洮河间，行引正参差。

绣衣来汉中，烘作相追随。以篦计分率，半分军国资。

番马直三十，酬篦二十余。配军与分牡，所望蕃其驹。

月余马百钱，岂不足青刍。奈何令倒死，在者不能趋。

倒死亦不闻，军吏相为渔。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有此不珍惜，仓卒非长驱。健儿犹饿死，安知我马徂。

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羌马有权奇，胡马皆骀驽。

胡强掠我羌，不与兵驱除。羌马亦不来，胡马当何如！

二仙桥上的斑驳石阶和点点青苔，启示我把目光投向远远早于茶马古道甚至丝绸之路的先秦岁月。据祁和晖考证，曾经让张骞为之惊讶的“蜀身独道”一样是要行经上里的：“成都·临邛·西夷”南中北道（零关道），即是从成都首发，由成都南境门户临邛，经雅安（北僰人区），越邛笮山（即邛崃山），出零关穿越巂、西昌、会理、姚安，抵楚雄。遥远的古代，巴蜀就已经富到了有足够多剩余产品与异族交换的程度。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又助推了它的富裕：“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华阳国志》记录了较晚岁月里的一首行人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古上里人一定曾经目睹：张骞在西域所看到的”蜀布”（有人考证为苧麻布)和“邛竹杖”（有人考证为省藤所作杖），只不过是蜀人外销物什中的寻常两色而已。

任乃强藉助彝族的保商制度摹想了“蜀布之路”上远古对外贸易与早期“税收”的共生关系：人类社会进入了原始的氏族组织以后，为了提高生活的需要，殆无不垂涎外来商品。有些氏族成员见人挟有可爱之物就去窃掠，于是商人就不敢到他们的部落地界去了。有些氏族保护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吸引商人来，供需调适，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保护商人的好处多，成了大多数部族的认识，于是自然产生了氏族之间的贸易协约，只须商人交出一点礼品，便可以在任何人家安全住宿，如果你给氏族首领一定的买路费（今俗称为“保哨”，大约不过所携货值的百分之一以内），他不但许你在他氏族地界以内自由交易，还可为你介绍到另一个氏族部落去，经他缴好买路费，便可入境，保你安全。如此节节传送，可行数十百个部落，数千百里途程，兑换不同货品，来去牟利，保证绝无危害。那时无文字，无契约，但都极讲信用。口头保证比契约还硬。假如买保商人有保外的损失，如被偷、被劫，保主必定集合全氏族的力量，先赔偿你，送你出境，然后去找偷你劫你的氏族索十倍的赔偿，并常因此而产生氏族对抗，甚至发生战争。由是，商人能在语言习俗全不相同的野蛮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也是如此打开商运的。早在尧舜时候便有“越裳氏重译来献”和“西王母来献”的传说，其实就是千里外的民族商人来买路而后贸易。古史传说的“泰伯入吴”、“庄矫王滇”、蜀安阳王子亡国后经过云、贵、桂地区到安南建国的故事，其实都是挟有稀有商品交得出买路钱才得以如此成行的。

细思之，这与古代实物税收形态中的“见物抽分”，有着相当的相通之处。纵是上里左近的名山茶马司，甚至唐宋以来的茶税，也大多采行“茶本色”的征取路径。这不仍然贯彻的是古代商贸的“保哨”传统么？

诚然，远途商贸活动付出的成本费用并不仅仅是税收情态的，还有更多是商业形式的。无论是马帮还是茶伕，他们的一应吃住，都需要倾注在路途上。所谓“雁过拔毛”、“水过地皮湿”。如此的人吃马喂，沿途便会垄起诸多因为给行商们提供方便而渐渐发达起来的街镇。譬如上里，这充斥着青瓦飞檐、浮雕建筑、镂雕门窗的“五家口”，便在商机倥偬的过往里喧嚣起“五子登科”的辉煌：韩家的银子、杨家的顶子、陈家的谷子、许家的女子、张家的锭子。这便又是基于古道的衍生税源了。

待我在二仙桥把茶喝透，又把“二仙桥茶思”打油组诗写到了江郎才尽的程度，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已是灯火阑珊。我收敛起自己的无序思绪，施施然打道回“府”，去韩家大院高枕安眠。在那不知韩家哪位小姐体香犹存的绣楼上，品着穷尽镶、嵌、粘、贴、镂空、雕刻各式工艺的窗雕“大禹耕稼”、“人仙过海”图，心满意足地睡去，一觉直贯天明。前夜里关于茶马古道、蜀身毒道、南方丝路的嘈杂怀想，早已经飘到九霄云外。

2017年8月31日、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