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生活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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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作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大家和思想家，作为“美文”理论的实践者，他写下了大量的批判封建文化、蕴涵人道情怀与个人趣味的佳作，开辟了一条冲淡平和、清涩幽默、舒缓自由的文学道路。
周作人的性格是温顺、宽厚的，乃至有些软弱，这也为他以后在选择人生路途中埋下了一个深刻的契机。他的第一部文集《自己的园地》“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五四时期创作的诗《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
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指出周作人在30年代，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杂糅中见调和”的思想统一体，他以蔼理斯调节“纵欲”与“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希腊文化的“中庸之德”为基础，糅合了“莫令余人得恼”的恕道精神。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新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义。为了在“混外”中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的“勇猛精进”，法家的实效精神，这样，周作人的中庸主义就具有了外柔内刚的特色，这恰是很能显示周作人“温雅中有铁”的个性特征的。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干部之一的周作人，在初期，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至于介绍世界文学的翻译家而存在的．．．．．．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他的努力与发展，却移向另一方面——小品文的写作，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他的前期的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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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阿英也在他的《俞平伯》一书中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形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流派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两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正“是周作人一流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
袁中郎云：“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平淡是真性灵的流露，是本色的自然呈现不能刻意求得。
的确，周作人小品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揭示了其鲜明的创作个性的。他的骨子里透着一种中庸，一种平淡而闲适的生命状态，但时时发现自己血液中有股莫名冲动的力量，不断想迸发，喷薄，犹如草原上的野马一样有着激烈而昂扬的神力和征服欲望，同时又时时叫嚣着“凡人的悲哀”，在寂寞的旷野中寻求一种性灵的解脱和安逸，从而在审美层次上以超脱世俗的眼光寻求事物的完好。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与鲁迅是两个极端，其生活态度与旨趣的不同，一个向往闲适从容，一个追求刚劲激烈，虽然他们最终是走在不同的文学道路上，但他们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文学巨匠，这一点不能否认与背叛。
周作人在《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什么是王纲解纽的时代？照我浅薄的知识来看，应该是指代表着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及封建秩序解体和崩溃的时代，这样的解释我是比较接受的。现在说来，在这样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说到底，周作人在生活情趣上的特性，也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他是个希望做正事的人，他不喜欢也不可能把生活搞得复杂、铺张，他崇尚简洁、朴素、自然，但他同时又是个不失风度和儒雅的人，他同样喜欢一种雍容、舒适甚至贵族式的风雅与颓废。最好，那种风雅和颓废里还添一份梦幻式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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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小品文主要描写生活风貌、乡风民俗、草木虫鱼一类的，文中既尽显了生活中的朴素乐趣和纯真，又不失时机地表露了他深藏于内心的平和、闲适与清雅。从他的小品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美是平淡自然的产物，同时他自己也曾明白地宣布过：“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如果文章以自然平淡为旨，也只算是老生常谈的东西。若要是于自然平淡中发现出美的韵致来则又是另当别论了，这种突破性的尝试，周作人做到了。他极其平淡自然的特殊色彩与韵味，按照舒芜的观点，就在于一个字：冷。然而，我还认为也不能丢却另外一种特色：苦。这种在清冷之类中见苦味的文章，在周作人笔下已很多很多了。
先单说一个“冷”字。周作人第一部文集《自己的园地》已踏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步伐，随后其《雨天的书》、《谈虎集》、《谈龙集》、《苦茶随笔》、《苦行杂记》、《看云集》、《苦口甘口》等接踵而至。他在《雨天的书》，其《自序一》里正好说明了全书的“冷”的美。如：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果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说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没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这自序里透露出的散漫与闲适，简单而又轻松。周作人的确能够营造出一个清而冷的雨天环境，也能“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然而在这清冷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有智识的知识分子内心无法排遣的苦闷与无奈，伤感与痛苦。朱光潜对此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除着《雨天的书》，这本短文集找不到更恰当的名目了。”“这本书的特点，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你在雨天拿这本书看过，把雨所生的情感和书所生的情感两相比较，你大概寻不出区别；除非雨的阴沉和雨的缠绵，这两种讨人嫌的雨性幸而还没有渗透到《雨天的书》里来”。所谓简洁，大抵是指文章流露出的自然、简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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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日本作家森鸥外与夏目漱石的文章都是“清淡而腴润”，然而他自己的小品文又岂不是在借鉴着他们的经验吗？从其小品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主要特点：
一曰知识渊博。纵古论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如《蚯蚓》中：
在书房里念《四书》，念到《孟子·滕文公》下,论陈仲子处有云：“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高槁壤，下饮黄泉。”后来《大戴利·劝前篇》中云：“蚓无爪牙之利，经脉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专也。”
英国的怀德先生在《色耳彭的自然史》中，于一七七七年写给巴林顿第三十五信中曾说及蚯蚓的重大的工作，他掘地钻孔，把泥土弄松，使得雨水能沁入，树根很伸长，又将稻草树叶拖入土中，其最重要者则是从地下抛上无数的土块来，此即所谓曲蟮粪，是植物的好肥料。
二曰清涩幽默之感。惟其“清冷”、“苦涩”、“幽默”三点为是耳。在他忧郁兼带苦味的散文里，娓娓道来的笔调中，我们“于清冷中发现幽默之趣”。他善于苦中作乐，故在《谈虎集》中，他曾这样谈到：“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他大抵就是想达到如此之境界吧！如《苍蝇》中：
我们把他（苍蝇）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剪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斯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了头以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
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后半云：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三曰冲淡平和。清淡的笔调，朴素的文风，闲适的态度。苏东坡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好的散文大抵出于中年之后，无非是散淡人写的散淡文。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种超然于物外的闲谈态度，我想亦是追求庄子之《逍遥游》的精髓和乐趣吧！
在周作人具有“腴润之美”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茶》、《鸟声》、《乌篷船》等一类的文章中，我们体味的也许是久违了的清雅。他的这种在文字上的朴素、平易，不重藻饰，不刻意求工，显得极其淡雅的文章，确有其吸取之处，不过终究被鲁迅称之为“小摆设”，一语破的地概括了它的美学特征，也概括了它的消极性。
鲁迅的批评是中肯也是科学的：“小摆设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钢铸的三脚癞虾蟆．．．．．．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玉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并且这种“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新文学的理论功绩有两个，一个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建立了一种白话文学，另一个就是提出了一个作战口号“人的文学”，建立了一种“人的文学”，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就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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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所谓攖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灵，打破内心的和谐，打破内心与外界的和谐，这是大不 利于暴君的统治和顺民的苟安的，于是成为中国之治的大禁。（舒芜语）
周作人强调“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的理论，是想要提出所谓“人的文学”即新文学。
周作人从人道主义出发，以妇女与儿童为切入点，重新诠释并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人”的运动。他据此而提出了一个以研究“人”自身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希腊哲人达勒斯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以人为本，以人为研究对象，发现自己，解放自己，继续沿着五四的反封道路前进，彻底摧毁封建陈旧的道德体系。
当代学者钱理群研究周氏兄弟有很深的造诣，在他所著的《周作人传》中这样写道：“周作人的设想，在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学’、‘物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有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讲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
这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周作人的眼光是独到而全面的，这种理论构建显示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对现世的呐喊，对摧毁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对‘五四’精神的一种理解和支持，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国人的觉醒’。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的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具有的重大社会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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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周作人以女人乃是“圣母与”的结合体，“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的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他以那种雍容的气度和高人一等的眼光看透一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期望以自己的智识，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的现状，但他也知道这样一个社会里，他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实现的可能性又是那么的渺茫。但周作人不愧是周作人，他不失时机的推出“人的文学”,扛出了“人的文学”的大旗，解决了建构新的“活”的文学的问题。
中国古人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王仲任，二是明代李卓吾，三是清代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吃人礼教的人。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所谓“女性的发现”，一是女子和男子是同等的人，一是女子和男子是不一样的人。周作人译作《贞操论》，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同样认为“妇女的解放，欲以经济独立为基础”，惟有确立和承认妇女“人”的地位，其独立的“个性”才能得以彰显。五四人道主义的时代特色才能得以发扬。女人是女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独立性与尊严，解放妇女，亦是打破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无情束缚。
舒芜在《女性的发现》里谈到：“周作人自述他从蔼理斯（英国性心理学家）得到的教益是：从这么看法，神圣的东西难免失了他们的光辉，自然有圣像破坏之嫌，但同时又是赞美中庸的，因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与纵欲是同样的过失，如英国蔼理斯所说，‘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
封建礼教对夫妻关系表现得极为谨慎，规定了一方的绝对占有和另一方的绝对从属，从属的一方对占有的一方必须绝对忠贞不贰，所谓“烈女不嫁二夫”。，也引起了鲁迅的极大关注和愤怒。他在《我之节烈观》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道德之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做，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绝不能将自己不守之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同样，周作人也痛陈道：“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之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假如鲍耶尔的话是真的，那么女子这方面即性的解放岂不是更重要了。”
周作人提出了“妇女的性的解放”、“建立妇女学”、“妇女运动”等等口号，他自己一生关于妇女问题的言论，可以说都是“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性知识的愚昧和性道德的残酷对女性造成的屈辱和灾难，依然是普遍的、严重的。
周作人的妇女观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具有积极性的，他一方面唤醒了国人沉睡的“性意识”观，一方面又重新诠释和注解了新时代的妇女观。残存在封建体系内的特别是农村妇女性意识观将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传统的封建性道德观，即所谓的贞节观，也应该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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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
周作人曾在《儿童问题之初解》中提及：“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他视儿童为“未来之国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儿童教育与民族兴亡联系了起来，同样这也是他理论教育的组成部分。
他教育理论具有的彻底的反封建性质，是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写出论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及《儿歌之研究》，以儿童为另一切入口，充实着自己的“人”的文学的思想内容。
周作人认为儿童之于艺术，即艺术于儿童的影响力，是十分重要的。艺术起源于“游戏冲动”，“即艺术制作之态度中，亦必多少含有游戏分子”，“小儿生活，判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于其中”，故提倡“趣味之教育，曰美学是也”。
周作人把“儿童的发现”作为“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了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与大人不同，但也是完全的个人。有着他自己内心的内外两面的生活。有两条原则，一是儿童当作“人”，二是承认“儿童就是儿童”，即建立“儿童教育思维”。
对儿童及儿童文学的关注，当然不止周作人一人，鲁迅和胡适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相互配合。如鲁迅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都是支持儿童文学的，支持儿童教育思维的。与封建贞操观念那场战斗一样，这也是五四时期反封建道德的一场硬仗。
周作人与志同道合者，开始了实地的童话、神话、儿歌，并由此扩展到民间歌谣的研究、搜集和整理。
周作人一生充满了“苦味”，虚无与悲观之态已融入了骨髓，乃至后期竟然当了叛徒。后人对他的评说有些也欠公允，但历史是公正的，多少年以后，周作人的文学成就就终将再被提起。今年是周作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此时此刻遥想当年，一个有着清高、于冷峻中见宽厚，处事从容闲适，有相当智识与理解力，秉承“中庸”主义的，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做出卓越成就的人物就这样诞生了。
一百二十年后，我们回忆这段历史，就好像在审视一个新的文学起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乎大抵可以这样说吧！
寂寞的先生在八十岁时，“饮酒一盏，醺然径醉，胆大气粗，辄得八句，亦是打油”，所谓“八十自寿诗”，诗云——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此二句仿放翁七十适兴诗也）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日本有山父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叠）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近译路吉阿诺斯对话，多讽刺诙谐之作，出语不端谨，古称撒园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雷启立曾这样诠释和理解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周作人：“个人主义自由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看取人生的眼光。于一般的世人世情，他们以平静的态度听之任之，甚至以大度的姿态轻轻放过世间一般的纠葛。但他谦和地面对世界并不意味着他会谦和地面对一切，谦和是他内心孤傲的表征。”
周作人以自由和个性立身行世，以虚无和悲观看待世事，但他这种“旷野的呼号”是无助的，可以说是悲悯的，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一生于始终。
周作人硕果累累的翻译成就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他为国人留下的重要著作，如《希腊神话故事》、《伊索寓言》、《希腊悲剧与喜剧》、《日本狂言选》等等，主要介绍了希腊及日本远古时期的文化和民间文学艺术。在他自传《知堂回想录》里，我想他也亦以此为欢喜矣！
周公寂寞悲苦的命运不会改变，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与宿命。鲁迅与周作人，两个走向不同文学道路的人，命运又竟会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也许他很难想象在与鲁迅断然绝交之后，在晚年要靠回忆鲁迅来赚钱糊口，有人也许会对此投以鄙夷的目光，但细想之下，他也确有可悲可悯之处。
每当这时，我总在想中国文人又何以从“凡人的悲哀”转向“凡人的喜悦”呢？鲁迅、周作人没有做到，那今人做到了吗？
周作人说过一句高度概括自己一生思想、学问、文章的话，权以此话为本文之最后结语，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鄙人执笔为文已阅40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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