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记忆——昆明龙头街往事

你不一定会知道龙头街这个地名，但龙头街所庇护的那一群人，也许你略有耳闻。那一年，他们在龙头街。

他们是朱自清、、金岳霖、冯友兰、陈梦家、赵萝蕤、林徽因、梁思成……那些人，从北京一路南下到昆明，手空空，无一物，筚路蓝缕创办了西南联大。

在国家危难之际，龙头街这个昆明的北郊之地为诸人提供了安身之所。昆明主城上空，轰炸机刺耳而至。跑警报掉的不只有鞋，还有性命。总要安顿下来，总要有人充当中国文化的守望者，并为之招魂。

如果你恰好读过石璋如编辑的《龙头一年》，你会了解这些新移民在龙头街大致的生活。

书里写道：“龙头村又叫龙头街，是昆明北郊比较大的集镇，也是昆明北郊著名的农贸集市，更是北通四川的要道，因龙泉镇的镇公所位于此地，所以也有直接以龙泉镇称呼此地。龙泉村东依宝台山，西临金汁河，聚落沿小街两侧成南北狭长状，因村旁山形似龙头而得名。，许多机构纷纷向昆明郊区迁移(当时称呼为“疏散”)，有不少迁移到龙泉镇，像历史语言研究所，使得龙泉镇成为当时一个文化中心。”（《龙头一年：，，2007）

在晚清，龙头街是昆明北郊贸易唯一的集散地。前几年，许多人把普洱茶的仓库建设到龙头街，他们坚信在这里，可以重现昔日的商贸繁荣。，这里也是史语所存放历史文物的大仓库。同时，也是学术中心之地。，，，北平研究院在黑龙潭，，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一样设在棕皮营的响应寺，中圆营造学社在麦地村……

一直以来，南来北往的马帮在这里集结、买卖，许多人不远百里来这里交换自己所需，这里开过令人开胃的饭馆，五彩斑斓的布坊，人声鼎沸的茶馆……直到2007年，我还会为吃一顿龙头街的牛菜馆，花费三四十元的车费，在闻得到牛粪马粪的餐馆里用餐，一碗牛扒呼，一份榨干巴可以安慰一周的辛劳。在作家黄尧家的老房子，一杯普洱茶把油淋的肠胃清清洗一空。

2009年，云南省把“一颗印”的昆明民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一些人想起了林徽因“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林徽因一家和他们的团队一度居住在龙头街附近的麦地村“兴国庵”里，那时的麦地村，还有许多“一颗印”建筑，《小楼》是建筑师的眼光，这是混合了汉族与彝族的建筑风格，有着鲜明的地理和民俗特色，由正房、耳房（厢房）和入口门墙围合成正如印的外观。这样的建筑风格与地势有关，不像传统中原地区额“做北向南”，云南距赤道较近，如果主要房屋采取正南向，很难收获光线。

来自石璋如的记录说，麦地村，位于龙头村南侧，聚落依金汁河东畔平地布列。早前村旁多为旱地，常种麦因而得名乾麦地；后水利条件改善，改名为麦地村。

1940年5月林徽因迁居离麦地村两里的龙头村，并在龙头村设计、监制了自己和钱端升两家比邻的住房。

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说：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8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用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还能请得起，但事实上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每月70美元左右）。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李济、钱端升），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罗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费慰梅和费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后来，金岳霖又在龙头村建房与梁思成林徽因比邻。房子没有住多久，他们于11月29日，离开昆明，前往四川李庄。